边一条窄得只容一人通过的小弄堂里，听到了一个让她心脏差点停跳的回答。
“莫家？你说的是莫太太吧？住弄堂最里头那间，门口有棵歪脖子桑树的就是。她女儿叫莹莹，在教会学校念过书，现在在一家小商行做抄写员。可不容易啊，当年那么大的家业说没就没了，孤儿寡母硬是撑到现在。那位小姐也是个有出息的，写得一手好字，还会洋文，可惜投错了胎。”
贝贝站在弄堂口，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弄堂最里头那间。她一步一步走进去，巷子越来越窄，光线越来越暗，两侧的棚屋墙壁被煤烟熏得漆黑，有人用粉笔在墙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个大大的“拆”字。脚下的路面坑坑洼洼的，积着洗过衣服的肥皂水。她的心跳得太快了，快到她不得不停下来深呼吸了两次。走到弄堂尽头，她看见了那棵歪脖子桑树。树不大，枝叶倒是茂盛，树荫刚好遮住一间低矮的棚屋门口。门是虚掩着的，门板上糊着旧报纸，报纸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年画，年画上的福字已经斑驳得快看不清了。窗台上晾着一双洗得发白的布鞋，鞋面上打了好几个补丁，但针脚细密整齐，是懂得针线的人缝的。
她没有敲门。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敲开门之后要说什么——你好，我可能是你失散十七年的女儿。你好，我是你双胞胎姐妹中的一个。你好，我这里有半块玉佩，听说你也有半块。这些话在她脑子里转了无数遍，每一遍都觉得不对。她平时不是吞吞吐吐的人，在水乡她跟男孩子打架都不怕，在绣坊跟克扣工钱的老板拍桌子也不怕，可此刻她站在一扇糊着旧报纸的门前，怕得手指尖都在发麻。她怕门里的人不认她，更怕门里的人认了她之后失望——她是渔村长大的丫头，不会弹琴不会作诗不会喝下午茶，跟她想象中那个在教会学校念过书、能写一手好字的姐姐比起来，她算什么？
她在桑树下站了很久，久到隔壁棚屋里一个老妪探出头来打量了她好几眼，眼神里带着贫困街区特有的警惕。她赶紧低下头，转身快步走出了弄堂。
回到亭子间，贝贝坐在床沿上，把红绸包从怀里掏出来，放在枕头底下。她没有哭。她从来不哭——养父被黄老虎打吐血那天她没哭，一个人坐船来沪上那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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