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到大，养母把它缝在她的贴身衣服里，说这是护身符，不要摘。她没有问过为什么，因为南塘镇的孩子从来不问为什么——他们只管吃饭、长大、干活、活下去。但今晚她忽然想问一个被压了十七年的问题了：我从哪里来？我是谁？
第二天一早，阿贝坐在灶前烧火，灶膛里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把她脸上的泪痕烤干了，留下两道浅浅的白印。她烧了一锅水，给爹熬了药，给娘煮了粥。然后把灶台擦得干干净净，把水缸挑满，把院子里的柴劈好码齐，把爹的鱼网补了最后几个破洞。她把这些事一件一件地做完，每一件都做得很慢，很认真，像是要把往后很长一段时间该做的活都一次做完。然后她走进自己的小屋，从床底下拉出一个藤条箱子。箱子里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一双新布鞋、一包干粮，还有她攒了三年的全部积蓄——三块银元、一把铜板。她把玉佩重新戴回脖子上，塞进衣领里，贴着心口。然后她走到里屋，跪下来给莫老憨和养母磕了三个头。
“爹，娘，阿贝去沪上。挣了钱，寄回来给爹治伤。找到了根，回来告诉你们。”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稳，稳得不像一个十七岁的女孩，但她的眼眶是红的。不是那种嚎啕大哭的红，是那种忍了很久、忍到眼泪都倒流回心里去的红。
莫老憨没有拦她。他躺在床上，头转向墙壁，肩膀在抖，但他没有说话。养母把阿贝送到码头，一路上攥着她的手，攥得紧紧的，到了船边忽然松开，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塞进她手里——里面是六个煮鸡蛋，还烫手。阿贝上了船，柴油机突突地响起来，船头推开浑浊的湖水，岸越来越远。她站在船尾，看着养母的身影一点一点变小，最后变成码头上一个小小的黑点。她没有挥手，因为她怕一挥手眼泪就再也憋不住了。
船驶过芦苇荡。春天的芦苇刚刚冒出水面，嫩绿嫩绿的，在风里摇来摇去，像一群正在学站的孩子。阿贝坐回船舱里，把那半块玉佩从领口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玉的材质很好，切口很整齐，像是用一种极锋利的工具一刀切开的——不，不是一刀，是一剑。她不知道这个直觉从哪里来，但她就是觉得那道切口的纹理不像是刀具所留。渔船靠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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