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大她拎袋入楼的监控截图。牛皮纸袋侧面，印着褪色的蓝色logo：梧桐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那家中心，归市卫健委直管。而卫健委副主任，是周叙白大学同窗，也是他律所最大的政府法律顾问客户。
我约见了卫生服务中心档案管理员。对方翻出2022年12月的销毁登记簿，在“待销毁病历”栏，找到一行字：
沈昭，女，32岁，就诊日期：2022.12.17，诊断：重度抑郁伴自杀倾向，处置：建议住院，患者拒签。
销毁日期：2023.04.07。
销毁人：林砚（实习医师，已离职）。
林砚实习期，正是沈昭确诊后那两周。
我调取当日门诊日志。沈昭的接诊医生栏，写着林砚的名字。而电子病历系统里，关于那次问诊的全部记录，已被标记为“权限不足，无法查看”。
我去找林砚。
不是在审讯室。是在市立医院旧址改建的“医者仁心”纪念馆。他站在一幅泛黄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手抄本前，指尖悬在玻璃展柜上方一厘米处，没触碰。
“您知道吗，”他没回头，“希波克拉底誓言最早版本里，没有‘不伤害’这一条。有的是——‘我将不为病人做绝育，亦不为其提供堕胎之药；我将不为任何人施行手术，除非其确需此术，且我确信己能胜任。’”
“所以？”我站在他身侧，看着玻璃倒影里我们并排的轮廓。
“所以，”他终于侧过脸，目光沉静，“真正的禁忌，从来不是‘不能做’，而是‘不该由我来做’。”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东西，放在展柜边缘——一枚银色U盘，比之前那个更小，更薄，表面蚀刻着极细的十字架纹路。
“这是陈屿真正想交给您的东西。”他说，“不是证据，是钥匙。它能打开他云盘里被二次加密的文件夹。里面，有沈昭亲笔写的《资金异常说明》，有周叙白指示财务总监做假账的邮件截图，有基金会海外账户的SWIFT代码……还有，一份录音。”
我伸手去拿。
他没躲，却忽然开口：“沈检察官，您相信‘污点证人’制度吗？”
我动作一顿。
“法律允许用一个罪犯的证词，去指控另一个罪犯。前提是，这个证人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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