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包里震动起来，屏幕亮起：【沈砚】。我按灭屏幕，将它塞进路边垃圾桶。金属外壳撞击塑料内壁，发出空洞的“咚”一声。
像丧钟敲响。
成为污点证人后，我的生活被切割成精确的格子。
每天上午九点，准时抵达市检专案组指定的封闭式问询室。房间没有窗户，墙壁贴着吸音棉，桌上只有一支录音笔、一台笔记本电脑、一杯温水。陈立国或他的副手赵薇会坐在对面，赵薇年轻，眼神锐利如手术刀，总在我叙述某个细节时突然追问：“林晚，你确定当时他穿的是灰色羊绒衫？不是藏蓝？那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有雨，羊绒衫容易沾湿，他为何不选防水材质？”
我渐渐学会不回避她的目光：“因为他刚从云栖山回来。山上湿度大，羊绒吸汗，他习惯用体温烘干。而且……”我停顿一秒，“灰色，是他母亲生前最爱的颜色。他每年忌日前后，都会穿。”
赵薇的笔尖在纸上沙沙移动，不再追问。
下午，我接受心理干预师的疏导。那位女医生姓苏，温和，说话像溪水流过卵石。她从不问我案情，只引导我描述梦境：“昨晚又梦到那间档案室了吗？纸张的味道，是不是比以前更浓了？”
我点头：“这次，我看到了所有卷宗的名字。每一个，都写着沈砚。”
苏医生不做评判，只递来一张素描纸和铅笔：“画出来。”
我画了一只断翅的白鸽，羽毛凌乱，喙部衔着半截染血的银针。针尖，正对着它自己的左眼。
晚上，我回到位于城东的临时住所——一套由检察院安排的安全屋，门禁系统刷指纹，窗帘永远拉着。我煮一碗面，加一个溏心蛋。蛋黄流出来，像一小滩凝固的夕阳。我忽然想起沈砚曾说过：“晚晚，你吃东西的样子，让我想起小时候养的那只金丝雀。它吃小米，也吃我喂的糖。”
我放下筷子，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
楼下，一辆银色SUV停在路灯下。车窗降下，沈砚侧脸轮廓在昏黄光晕里清晰如刀刻。他没看楼上，只是静静抽烟，烟头明明灭灭，像一颗不肯坠落的星。
我们之间，隔着七层楼，三十米空气，一道无法逾越的司法鸿沟。
可我知道，他在等。等我动摇，等我崩溃，等我深夜拨通那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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