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黑的号码，哭着说“我撑不住了，你来接我”。
我不会。
因为真正的恐惧，不是来自他的威胁，而是来自我内心尚未熄灭的火种——那火种曾照亮我整个青春，如今却成了最危险的易燃物。
我怕的，不是他报复。
我怕的是，某天清晨醒来，发现自己竟在怀念他掌心的温度。
庭审前一周，陈立国通知我：沈砚提出申请，要求与我进行一次“非正式会面”。地点在看守所会见室，全程录像，两名检察官在场监督。
我同意了。
会见室狭小，不锈钢桌椅泛着冷光。沈砚穿了件深灰高领毛衣，衬得下颌线条愈发冷硬。他瘦了些，眼窝微陷，但眼神依旧沉静，像暴风雨前的海面。
门关上后，他先开口，声音很轻：“晚晚，你瘦了。”
我没应声，只盯着他毛衣领口露出的一小截脖颈。那里，有一道极细的旧伤疤，淡粉色，蜿蜒如蚯蚓——我第一次为他包扎时留下的。那时他发烧到四十度，迷糊中抓住我的手腕，说：“别走，晚晚，我怕黑。”
“你怕黑？”我终于开口，声音干涩，“那你现在，不怕了吗？”
他扯了扯嘴角，没笑：“怕。所以才想见你。”
他从随身的牛皮纸袋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过桌面：“给你。”
我没接。
他也不催，只静静看着我。
我伸手，指尖触到信封粗糙的质感。里面是一叠照片。第一张，是我们初遇那天，在档案室。我踮脚去够高处的卷宗，他伸手托住摇晃的梯子，阳光从高窗斜射进来，照亮空气中浮动的微尘。照片背面，一行小字：“2019.12.03，林晚，你抓到了第一只蝴蝶。”
第二张，是去年春天，我们在植物园。我蹲着拍一朵蒲公英，他站在我身后，弯腰凑近镜头，手指虚虚搭在我肩头。照片边缘，有他指甲盖大小的指纹印渍。
第三张……我翻不动了。
照片里，是我熟睡的侧脸。床头柜上，放着半杯凉透的蜂蜜水，杯沿印着我的唇膏印。拍摄角度，来自天花板角落——那是他卧室的智能摄像头。
我猛地抬头，撞上他视线。他眼里没有愧疚，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了然：“晚晚，你查我的时候，我也在查你。你删掉的每一条搜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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