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二审维持原判。四十二亿赃款，追回率91.7%。
林砚没拿一分钱证人奖励。他把苏晚留下的梧桐苑302室卖了，钱全部捐给“晚安儿童医疗基金”。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虹桥火车站。
他拖着行李箱，箱体贴着一张银杏叶贴纸。
“去哪？”我问。
“新加坡。”他抬手看了看表，“苏晚的母校，南洋理工，新开了个金融犯罪数据建模实验室。我应聘了客座研究员。”
我点头，忽然想起什么：“你耳后那颗痣……”
他笑了：“是纹的。苏晚说，这样我每次照镜子，都会想起她。”
列车广播响起。他转身，忽然又停下。
“沈检，”他背对着我，声音很轻，“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苏晚选中您？”
我没答。
他登上列车，车门关闭前，抛来一样东西。
是那枚银杏叶尾戒。内圈新刻了几个小字：
“公诉之外，尚有未诉之言。”
我攥紧戒指，金属棱角硌得掌心生疼。
站台广播重复着车次信息，人群如潮水般涌动。我低头，看见自己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铁轨尽头，与无数个过往的、未来的、正在行走或停驻的影子重叠在一起。
原来所谓逍遥法外，并非恶徒真的逃脱了法网。
而是当我们执着于用法律丈量罪恶时，总有些东西，比刑期更漫长，比判决更沉默，比所有公诉词更沉重地，悬在光与影的交界处。
比如一颗痣的温度，
比如未绣完的银杏叶，
比如吊坠里永远停在第七段的录音，
比如一个女人用生命校准的，
那束终于照进黑暗的光。
我握紧戒指，转身走向出口。
安检口电子屏上，滚动着今日新闻标题：
《最高检发布新规：强化污点证人权益保障，明确“不可强迫自证其罪”适用边界》
我停下脚步，摸了摸胸前的检徽。
它依旧锃亮。
而我的影子，正坚定地，走在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