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末尾那行小字上：
【另：苏晚检察官，若你读到此信，请转告林砚——他欠我的那顿火锅，我记着。还有，他当年藏在我警服内袋的创可贴，我用了十七年。】
我喉头哽咽。
原来他都知道。
知道林砚暗中保护我，知道他在我第一次独立提审嫌疑人时，悄悄站在走廊尽头；知道他在我因证据不足被当事人辱骂后，把一杯热豆浆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杯底压着一张纸条：“错的不是你，是规则还没跑赢他们。”
我翻开第三份材料：父亲的行程轨迹。
10月12日18:23，他接完林砚的电话，没有回办公室，而是步行前往城南陵园。
我在地图上标出路线：市局→陵园，直线距离1.2公里，步行需14分钟。
而父亲坠楼时间，是18:41。
他去了陵园，又折返？为什么？
我调出陵园当日监控。画面模糊，但能看清他独自站在一座墓碑前，久久未动。碑上无名，只有一行小字：“此处安眠一位守夜人。”
我放大截图。
碑前石阶上，有一枚被踩扁的烟头。滤嘴印着蓝色字母：L&Y。
林砚的私人烟标。全市仅此一家雪茄吧定制。
父亲不是去祭拜。
他是去赴约。
赴一场，关于真相的最后谈判。
我瘫坐在椅子上，窗外霓虹无声流淌。
原来整场风暴，早在四年前就已酝酿。陈屿是引线，林砚是火种，而我，是那个被推到风口浪尖、却始终蒙着眼睛的持灯人。
灯亮着，照见黑暗，却照不见执灯的手。
——
三天后，我向检察长提交了《关于陈屿案启动再审程序的请示》。
附三份核心证据：
一、陈屿亲笔控告书及同步录音录像（拍摄于乌拉圭蒙得维的亚某公寓，经国际公证）；
二、陈屿线粒体DNA与苏振国案遗留毛发比对报告（由国际司法鉴定中心出具）；
三、林砚主动提交的《关于恒远地产系列违法事实的说明》及全部原始凭证（含其本人签字的认罪书）。
检察长看完，沉默良久，只问一句：“林砚人呢？”
“在看守所。”我说，“他申请成为污点证人，条件是——由我担任本案公诉人。”
检察长深深看了我一眼，签了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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