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
年级组长沉默良久，问：“那……怎么办？”
“明天早自习，我带全班去肿瘤医院安宁疗护病房。”林砚之合上档案袋，“不带笔记本，不录笔记。只带眼睛，带耳朵，带一颗愿意颤抖的心。”
——
阳光温暖，从不单指温度。
安宁病房在住院楼顶楼，走廊尽头有一面巨大的落地窗。初夏的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进来，在浅灰色地板上铺开一片流动的金箔。空气里有消毒水味，也有不知谁悄悄放在窗台上的洋甘菊香。
林砚之让同学们自由走动，但有个约定：每人至少和一位病人或家属说三句话。不采访，不记录，不评判。只倾听。
苏晚去了3号床。病人是一位八十多岁的退休教师，正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抄写《论语》。她没问病情，只轻轻扶正老人滑落的老花镜，说：“您写的字，和我爷爷一样好看。”老人抬起头，浑浊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指着宣纸一角：“这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教了四十三年，可直到躺在这里，才真正懂这句话的分量。”
周屿站在5号床外。床上是位中年男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坚持每天让妻子帮他刮胡子。周屿递过剃须泡沫时，男人忽然开口：“小伙子，你手上这茧子……是焊电路板磨的吧？我儿子以前也这样。”他示意妻子拿出一个铁皮饼干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十个微型电路板，“他走前，给我做了七十一个‘防跌倒报警器’，说送遍小区独居老人。最后一个，还没来得及装电池。”
许砚舟在护士站帮忙整理捐赠物资。一位白发老太太颤巍巍递来一袋晒干的槐花：“给孩子们泡茶喝，清火。”她孙子去年因抑郁症离世，从此她每年春天都采槐花，分送给附近学校的老师，“火气下去了，心才不会那么烫。”
林砚之没走近任何人。他站在窗边，看阳光一寸寸漫过病床、药车、轮椅扶手，最后停在一位护工阿姨的围裙口袋上——那里别着一支蓝墨水钢笔，笔帽上贴着一小片褪色的卡通贴纸，像一枚倔强的勋章。
那天放学，没人谈论“死亡教育”或“生命意义”。苏晚在日记本里画了一棵歪脖子树，树杈上挂着七个空鸟巢；周屿把智能药盒的设计图重新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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