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谋面”、在父亲档案里“查无此人”的外公？
“他没死。”母亲的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飘在姜汤的热气里，“他只是……没回来。”
原来如此。
原来那场席卷全国的动荡，不仅卷走了无数人的安稳，也卷走了青芦田畔一个少年的归途。他或许被裹挟而去，或许主动奔赴远方，或许……在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永远停下了脚步。而外婆周沅，那个在师范学校读书、热爱《作物栽培学》、会在信里谈论织女星、会在无名指上长着小痣的姑娘，她最终去了南方，考上了大学，嫁给了别人——我的父亲。
可她，从未忘记青芦田。
从未忘记沈砚之。
我忽然明白了匣子为何会被埋在那里。不是遗弃，是托付。是沈砚之把一颗心，连同所有未出口的言语、未兑现的诺言、未抵达的凝望，郑重其事地，埋进了他一生眷恋的土地里。他相信，土地会替他守着，守到某一天，某个与他血脉相连的人，赤着脚，踩上这田埂，弯下腰，拨开泥土——
就像此刻的我。
我抬起头，望向窗外。雨早已停了。西边天际，一道虹桥横跨田野，七彩分明，一头扎进青芦田幽深的水光里，另一头，隐入远处黛青的山峦。
我慢慢合上匣盖，那声“咔哒”，轻得如同一声叹息，又重得如同一声叩门。
从此，我成了青芦田新的守墓人。
不，不是守墓。是守约。
守一个埋在泥土里，却从未腐烂的约定。
我十六岁那年，第一次独自下田插秧。
春寒料峭，水田冷得刺骨。我挽起裤管，赤脚踩进泥里，冰凉的淤泥瞬间没过脚踝，吸住脚掌，每拔一步都费力。母亲在田埂上看着，没说话，只把一捆青翠的秧苗递给我。
“手要稳，苗要直，根要深。”她只说了这一句。
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左手分秧，右手插。秧苗细弱，手指稍一用力就折断。我咬着牙，一遍遍试，指甲缝里塞满黑泥，指腹被粗糙的叶缘刮出道道血丝。水田寂静，只有我粗重的呼吸声，和秧苗入泥时“噗”的一声轻响。
插到田中央时，我直起腰，抹了把额上的汗。目光无意间扫过田埂——就在那棵歪脖子柳树旁，泥土颜色果然略浅，略松，像一道尚未愈合的旧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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