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组织青年突击队，抢修被山洪冲垮的东山灌溉渠。陈砚生是技术指导，我报了名——不是为公，是为能日日看见他。
渠在半山腰，石头湿滑，坡陡。他总在最险的段落，系着安全绳，悬在崖壁上测量、标记。我扛着铁锹跟在他身后，看他攀爬时绷紧的后颈肌肉，看他被汗水浸透的工装后背，看他在烈日下眯起眼，用经纬仪校准角度时，睫毛在脸上投下的细密阴影。
有一天收工早，夕阳熔金，泼洒在刚垒好的石渠上，每一块石头都像烧红的炭。他坐在渠沿，解下安全绳，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是几块米糕，用荷叶裹着，还带着体温。
“厂里老师傅教的。”他递给我一块，“加了桂花蜜。”
米糕软糯，甜而不腻，桂花香在舌尖缓缓化开。我小口吃着，他忽然说：“晚照，我想调回城了。”
我手一顿，米糕渣掉在衣襟上。
他没看我，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声音很轻：“厂里来信，说可以办返城手续了。”
山风拂过，带来青草与尘土的气息。我慢慢咽下最后一口米糕，甜味在嘴里渐渐发涩。
“好。”我说。
他终于转过头，目光沉沉落在我脸上：“你……愿意跟我走吗？”
不是“你愿不愿意”，而是“你愿意跟我走吗”。笃定得像问“今天吃饭了吗”。
我低头，看着自己沾着泥点的布鞋尖，鞋帮上还粘着一小片枯草叶。远处，归鸟掠过天际，翅膀划开一片橙红。
“我走了，爹娘怎么办？”我声音很平，“弟弟才十四，妹妹还在念小学。”
他沉默了很久。夕阳沉下去一半，把他的侧脸染成古铜色。最后，他伸手，用拇指指腹，轻轻擦去我嘴角一点米糕屑。
“那我留下。”他说。
不是商量，不是权衡，是陈述一个既定事实。
我猛地抬头，撞进他眼里。那里面没有犹豫，没有退让，只有一种近乎悲壮的平静，像大地承接暴雨，不辩解，不抗拒，只是存在。
当晚，我摸黑去了他住的砖房。门虚掩着，油灯昏黄，他伏在桌上写东西，听见动静，抬头，眼里掠过一丝惊讶，随即化为温和。
我没说话，走到他身边，从他手中抽走那支钢笔——笔帽上刻着细小的“1968”字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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