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接，研究土壤配比，甚至徒步几十里去县林业站借来发黄的《乡土树种图谱》。他种下第一批槐树苗时，正是初春。他跪在微寒的泥土里，亲手挖坑，培土，浇水。我蹲在他身边，帮他扶正一株细弱的幼苗。他忽然停下动作，看着我沾着泥的手，又看看自己同样沾泥的手，嘴角弯起一个极淡、却无比真实的弧度：“晚，以后这儿，就是咱俩的地了。”
“咱俩的”三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一块温热的烙铁，烫得我心口发颤。我没有应声，只是更用力地扶稳了那株小苗。风过处，新叶微颤，仿佛也在应和。
日子在育苗圃的忙碌中悄然流淌。陈砚的手越来越粗糙，指节粗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净的泥垢，可他的眼神，却越来越沉静，像深秋的潭水，映着天光云影，也映着我日渐清晰的倒影。我们之间的话依旧不多，可每一个眼神交汇，每一次指尖无意相触，每一次并肩俯身查看新抽的嫩芽，都像在无声的土壤里，悄然埋下一颗种子。它不喧哗，不张扬，只是默默向下扎根，汲取着名为“懂得”与“相守”的养分。
二十二岁那年冬天，雪下得格外早，也格外大。鹅毛大雪封了山，也封了路。育苗圃的塑料大棚被积雪压得吱呀作响，棚顶岌岌可危。陈砚半夜听见异响，披衣就往外冲。我追出去时，他已消失在茫茫雪幕里。我提着马灯，在齐膝深的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心提到了嗓子眼。终于，在育苗圃外，我看到了他。
他正奋力用肩膀顶着摇摇欲坠的大棚骨架，脚下是厚厚一层积雪，身上落满了白，眉毛胡子都结了霜，可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杆不肯折断的旗。我扑过去，想帮他，他却猛地回头，厉声喝道：“回去！雪太深，路滑！”那声音裹着风雪，嘶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我僵在原地，马灯的光晕里，只看见他通红的双眼，和眼中毫不掩饰的、近乎凶狠的担忧。
那一刻，所有的恐惧都退潮了。我站在风雪里，看着他单薄却倔强的身影，忽然觉得，这漫天大雪，这刺骨寒风，这摇摇欲坠的棚顶，都不再可怕。因为我知道，无论风雪多大，无论路有多滑，只要他在这里，只要他还在用力顶着，我就有地方可以站，有光可以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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