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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身，没有回屋，而是跑回家里，扛来了父亲留下的那把旧锄头。我走到他身边，把锄头柄塞进他冻得发紫的手里：“顶左边！我挖雪！”
他愣了一下，随即，那双被风雪冻得通红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轰然融化。他没再说话，只是更用力地将锄头抵住棚架，肩膀绷紧，青筋暴起。我挥动锄头，一下，又一下，铲开棚架四周堆积的、沉重如铁的积雪。雪沫飞溅，混着汗水，糊了视线。我们谁也没再开口，只有锄头刮擦冻土的刺耳声响，和两人粗重而同步的喘息，在寂静的雪夜里，汇成一种奇异而坚定的节奏。
天快亮时，雪势渐弱。我们瘫坐在大棚外的雪地上，精疲力竭，浑身湿透，冷得牙齿打颤，却忍不住笑。笑声在空旷的雪野里回荡，惊飞了栖在枯枝上的几只寒鸦。陈砚靠着冰冷的棚柱，侧过头看我，呼出的白气在晨光里袅袅升腾。他抬起手，用冻得僵硬的拇指，极其轻柔地，擦去我睫毛上结的一颗小小冰晶。
“林晚，”他声音沙哑，却像融化的雪水，温润而笃定，“等雪化了，地松了，咱就……把婚事办了。”
没有戒指，没有彩礼，没有媒妁之言。只有一句在风雪尽头说出的话，和一双布满冻疮、却稳稳握住我的手。
我望着他被冻得发紫却异常明亮的眼睛，望着他眉梢尚未融尽的雪粒，望着他身后那座在晨曦中渐渐显露出轮廓的、安稳的大棚——里面，是无数等待春天的嫩芽。我点了点头，泪水无声地滑落，瞬间在脸颊上凝成冰凉的痕迹。可心口，却像被投入了一颗滚烫的炭火，烧得又暖又亮。
婚事很简单。就在开春后，育苗圃第一批槐树苗移栽那天。没有酒席，只有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和我们两家仅存的几位亲戚。陈砚的父亲，那个曾摔过烟袋锅的倔老头，亲自杀了一只自家养的鸡，炖了一大锅浓香的鸡汤。母亲则拿出压箱底的蓝印花布，连夜赶制了一床新被面，上面是细密的、永不凋零的槐花。
拜天地时，我们站在育苗圃新翻的、散发着湿润泥土气息的田埂上。没有红绸，陈砚用一根新劈的、带着清香的槐树枝，系在两人的手腕上。枝条柔软，却韧劲十足，轻轻一扯，便将我们紧紧缚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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