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冰，还能化吗？”
我坐在母亲空荡的卧室地板上，信纸滑落，泪水砸在“冰”字上，墨迹迅速晕开，像一小片猝不及防的、温热的雪。
原来他一直都知道。知道我的挣扎，我的骄傲，我的怯懦，我的不甘。他不说破，只默默把麦种、草莓、富硒面粉、甚至母亲病中那碗亲手熬的薏米粥，一样样送到我生活里，像春雨渗入干渴的裂缝——无声，却固执。
葬礼结束，我回到学校，继续上课。讲鲁迅的《故乡》，讲闰土叫“迅哥儿”时眼中闪烁的“银项圈的光”，讲杨二嫂“圆规式”的站立，讲“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我声音平稳，分析透彻。课后，一个女生怯生生递来作文本，题目是《我心中的土地》。她写道：“老师说土地是母亲，可我妈说，土地是穷人的命。我家的地被征了，盖了楼，我妈在工地扛水泥，肩膀磨破了，结着厚厚的痂。老师，土地疼不疼？”
我盯着那行字，喉咙发紧，一个字也答不出。
当晚，我收拾行李。没告诉任何人，只给校长发了条短信：“事假延长，暂不返校。”
我买了最早一班回县里的绿皮火车票。车厢老旧，风扇嗡嗡作响，窗外山峦起伏，麦田由青转黄，由黄变金。我靠在窗边，看阳光一寸寸漫过田野，像熔化的金子缓缓流淌。手机震动，是阿砚发来的消息，只有两个字：“到了？”
我盯着那两个字，许久，回：“快了。”
他没再发。
火车停靠小镇站时，天已擦黑。我拖着行李箱走出站台，暮色温柔，空气里浮动着炊烟与麦香混合的气息。一辆沾着泥点的三轮车静静停在路边，车斗里铺着干净的麻布，阿砚坐在驾驶座上，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靛蓝工装，袖子挽到小臂，露出结实的小臂线条。他看见我，没笑，只轻轻按了下喇叭——短促、清亮，像小时候唤我放学的那声哨。
我走过去，把行李箱放进车斗。他伸手，想帮我提，我下意识躲开。他手停在半空，顿了顿，收回，发动车子。引擎低吼，三轮车晃晃悠悠驶上土路。
晚风拂面，带着泥土与青草的气息。我望着车窗外飞逝的树影、田埂、零星的灯火，忽然开口：“阿砚，你恨我吗？”
他握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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