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默默削苹果，切成薄片，码在玻璃盘里，果肉晶莹，汁水欲滴。母亲吃了一片，笑着叹：“砚子的手艺，比晚晚强。”
他低头擦手，耳根微红：“林老师教得好，晚晚什么都学得快。”
母亲睡着后，我们在医院后巷梧桐树下站了会儿。暮色四合，蝉声渐歇。他忽然说：“晚晚，东坡那块地，今年试种了富硒小麦。米厂来验过，硒含量达标。明年，我想建个小作坊，磨面粉，做挂面……名字都想好了，叫‘砚田’。”
“砚田？”我重复。
“嗯。砚池盛墨，田畴养人。墨写春秋，麦养性命。”他顿了顿，目光落在我脸上，很轻，却像犁铧翻开新土，“晚晚，你教书，教的是人怎么想；我种地，教的是人怎么活。咱们……也算殊途同归？”
我望着他眼里映出的、被梧桐枝叶切割得细碎的夕照，忽然想起十六岁那年，他蹲在槐树下，也是这样看着我，说：“晚晚，有些话，不急着说出口，但得压在心里，压得实实的，才不会被风吹散。”
十年了，那句话，我一直压着。
可有些东西，压得越久，越沉，越烫。
母亲终究没能熬过那个冬天。葬礼后第三天，我收拾她遗物，在樟木箱底摸到一个褪色的蓝布包。解开，里面是几叠泛黄的信纸，字迹稚拙，是少年阿砚写的——不是给我，是给母亲的。
原来他早知我性子拗，怕我拒收，便托母亲转交。
第一封写于高二下学期：“林老师，晚晚最近总在作文里写麦田，可她没去过真正的麦田。我想带她去，又怕她嫌脏。您能不能……在她作文本上画个麦穗？她看见，或许就愿意抬头看看窗外的天。”
第二封在高考前：“林老师，我报了农大。晚晚说她要考师范。我不拦她，可我想让她知道，土里长出来的东西，不比书里写的差。您上次给我的那包麦种，我种在屋后，发芽了。绿得晃眼。”
最后一封，日期是母亲病危前一周：“林老师，晚晚现在教《土地的誓言》。她讲得真好，学生们都哭了。可她自己没哭。我站在教室后门听了半节，看见她讲到‘我必定为她而战斗到底’时，手指紧紧攥着教案，指节发白。林老师，您说，一个人心里要是埋着一座火山，表面却结着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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