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手里永远攥着一本翻旧的《土壤学》或《作物栽培》，书页边缘卷曲如麦叶。
有一次暴雨突至，我收衣服不及，棉布裙摆被风掀得猎猎作响。他突然冲过来，脱下外套裹住我头顶，自己淋得透湿，发梢滴水，却咧嘴一笑：“晚晚，你裙子上印着李白的‘床前明月光’，雨水一泡，墨迹晕开了，倒像月光淌下来。”
我低头，果然见裙摆上那行蓝墨小楷正被雨水洇成一片朦胧的青灰，像雾里浮起的月影。
我心跳如鼓，却只说：“你衣服脏了。”
“脏了好，”他抹了把脸上的水，“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哪有不沾泥的？”
后来，我复读成功，考上师范大学；他农大毕业，主动申请回乡当农技员。消息传来那晚，我坐在灯下改作文，红笔悬在半空，迟迟落不下。窗外月光如练，照着桌上他送我的那块青石镇纸，冰凉沁人。我忽然想起他课本里那页纸——“恰好的雨”。原来他早已选好自己的位置：不做云端的云，只做渗入泥土的雨。
而我呢？
我终究坐进了明亮的教室，讲《荷塘月色》的朦胧美，解《故都的秋》的清静悲凉，教学生辨析“土地”在艾青诗中是苦难的载体，在王维笔下是归隐的依托……我讲得精准、流畅、富有感染力。可每当讲到“土地”二字，喉间总有一瞬滞涩，像被什么温热而粗粝的东西轻轻抵住——那是阿砚手掌的触感，是麦芒划过的微痒，是新翻泥土扑面而来的、带着铁腥与腐殖质气息的潮润。
我成了最擅长讲述土地的人，却离土地最远。
十年间，我们并非全无联系。
他寄过种子——饱满的黑麦粒，装在牛皮纸信封里，附言：“试种，若活，便是命硬。”我种在阳台花盆，日日浇水，施营养液，麦苗却蔫黄细弱，第三周便枯死了。我拍照发给他，他回：“晚晚，麦子要晒足一百八十天的太阳，喝够七十二场雨，根须得钻进三十厘米深的土里，才能挺直腰杆。你给它的，是温室，不是田野。”
我删掉回复，只回了一个字：“嗯。”
他也来过城里。一次是我母亲病重住院，他拎着两篮新摘的草莓，站在病房门口，白大褂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另一只手捏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他没多问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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