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写着，‘五九年春，补西墙，用三成石灰、七成黄土，加稻草筋，夯三遍’。”
泥瓦匠戴上老花镜，凑近了看，手指摩挲着图纸上那些细密的线条，良久，才重重地点了点头：“老规矩，老味道。好。”
于是，阿沅跟着泥瓦匠学。她挽起袖子，赤脚踩进巨大的泥池里，和着水，踩着黄土、石灰、切碎的稻草，一遍遍地踩，直到泥浆变得粘稠而富有韧性。她的脚踝被泥浆包裹，小腿上沾满泥点，汗水顺着鬓角流下，滴进泥里。她不再是一个坐在写字楼里敲击键盘的都市白领，她成了土地的女儿，成了老屋血脉里重新流淌的一滴血。
她亲自挑选青砖。不是去建材市场买整齐划一的机制砖，而是雇人去十里外一座废弃的老窑址，挖掘那些被掩埋了半个多世纪的、当年太爷爷背过的同一批窑口烧制的残砖。砖块大多残缺，棱角磨损，表面布满深浅不一的火痕与釉泪，每一块都独一无二，都带着时间的指纹。她将这些残砖，精心镶嵌在新建墙体的特定位置——西墙根下，是那几块刻着“嘉庆廿三年”的青砖；东厢房的窗楣上，嵌着半块她从废墟里找到的、带着酱渍的青花碗沿；南天井的门槛石，是她从老屋唯一幸存的、被洪水冲刷得圆润如卵的旧石上，切割下来的一小段。
她还在新屋的西墙根下，亲手挖了一个浅坑，将爷爷笔记本里夹着的那几片干枯的薄荷叶，连同太婆留下的那束灰白头发，一起埋了进去。覆上新土，浇上清水，然后，在上面，种下了一小丛野薄荷。
新屋落成那天，没有鞭炮，没有宴席。阿沅一个人，站在尚未完全干透的夯土墙边，静静地看着。夕阳再次西下，将新墙染成温暖的赭石色。墙根下，新栽的薄荷已抽出几片嫩叶，在晚风中轻轻摇曳，散发出清苦微辛的、熟悉的气息。
她没有住进去。她将新屋命名为“归墟”，取“万物所归之处”之意。她把它捐给了村里，作为一所小小的乡村记忆馆。馆内，没有华丽的展柜，只有一面巨大的、未经粉刷的夯土墙。墙上，用最朴素的黑色墨汁，抄录着爷爷笔记本里的全部文字。字迹大小不一，有的工整，有的颤抖，有的被水渍晕染，有的被岁月蚀刻得模糊难辨。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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