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密。记录着每一年的气候，每一次的播种与收获，每一株作物的生长细节，甚至还有他木工活计的进展：
二〇〇五年春。砚子做了第一把真正的木哨。用的是坡地上那棵被雷劈死的老榆树的边材。哨身圆润，哨音清越，能吹出《茉莉花》的调子。他吹给我听，我在旁边打拍子。哨音穿过麦田，惊起一群白鹭。
二〇〇七年秋。砚子用坡地边砍下的几根老槐木，给王婶家做了新门框。木纹漂亮，榫卯严丝合缝。王婶夸他手巧，说这门框能用一辈子。我想，他做的东西，大概都能用一辈子吧。
二〇一〇年夏。坡地遭遇旱情。砚子带着人，在溪流上游筑坝引水。他挽着裤腿，赤脚踩在滚烫的卵石上，指挥大家。太阳晒得他后背黝黑发亮，汗水混着泥浆往下淌。我给他送水，他接过碗，咕咚咕咚喝完，碗底朝天，对我一笑，露出一口白牙，说：“没事，地渴，咱人不渴就行。”
二〇一五年冬。大雪封山。坡地冻得像一块铁。砚子没闲着，他把坡地上那些被风刮倒的枯槐枝捡回来，劈成细条，在院子里搭了个小小的、歪歪扭扭的鸟巢。他说，等开春，会有鸟来住。果然，第二年春天，一对喜鹊就在那巢里孵出了四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它们叽叽喳喳，吵得整个村子都醒了。
笔记的最后几页，字迹变得异常缓慢，笔画略显滞涩，仿佛书写者耗尽了所有力气：
二〇二三年四月。医生说，时间不多了。我请求回家。他们答应了。我想看看坡地。看看麦子。麦子很好。绿油油的，像一块巨大的、柔软的绒毯。我让司机停在坡地边。我下车，拄着拐杖，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到地头。风很大，吹得我站不稳。我扶着一根麦秆，弯下腰，把耳朵贴在冰凉的泥土上。我听见了。听见麦根在泥土里伸展的声音，听见蚯蚓在黑暗中穿行的声音，听见去年深埋的麦壳，在泥土深处，悄悄分解、化为养分的声音。还听见……听见很多很多脚印，在泥土里行走的声音。有我的，有你的，有王婶的，有李伯的……有所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它们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沉下去了，沉进更深的土里，变成土地的一部分，变成麦子的根须，变成未来某颗麦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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