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要烂在地里。是陈砚带着几个年轻人，连续三天三夜抢收。她负责捆麦子，手被麦芒扎得全是血点，绳子勒进皮肉，火辣辣地疼。夜里，陈砚默默把她的手浸在温盐水里，用镊子一根根拔出断芒，动作轻得像对待易碎的瓷器。“疼就喊出来。”他说。她咬着嘴唇摇头，眼泪却大颗大颗砸进盆里，混着盐水，咸涩得发苦。
她看见十六岁填报志愿的那个闷热午后。父亲躺在里屋咳嗽，药罐在灶上咕嘟冒泡。她坐在院中槐树荫下，面前摊着两张表格：一张是农学院，一张是财经大学。铅笔在“农学院”三个字上反复涂抹，橡皮屑堆成小山，字迹却越擦越深，像烙在纸上的印。陈砚坐在她对面，安静地削一支铅笔，木屑簌簌落下。削好，他把铅笔递给她，铅芯尖锐，闪着冷光。“选你心里，真正想听它说话的地方。”他说。她没接，只把铅笔推回去，然后，狠狠划掉了“农学院”。
记忆的潮水汹涌而至，带着泥土的腥气、麦芒的刺痒、汗水的咸涩、还有那始终未曾消散的、属于陈砚身上淡淡的、混合着青草汁液与劣质肥皂的气息。
她忽然意识到，自己逃离的从来不是土地，而是土地所要求的那种全然交付的姿态——交付时间，交付体力，交付希望，交付失败后的重来，交付一种不求即时回报的漫长守候。而城市给她的，是清晰的KPI，是可量化的成功，是随时可以抽身离去的自由。可这自由，原来是以剥离一部分真实的自己为代价。
“我签了恒远集团的收购意向书。”她听见自己说，声音很轻，却像一块石头投入寂静的深潭，“他们要拿三号田建‘智慧农业体验中心’，玻璃温室，无人机巡田，VR麦田观光……地价，够村里每户盖一栋小楼。”
陈砚没看她，只低头整理竹篮里的麦苗，将几株稍歪的扶正。“体验中心？”他重复了一遍，语气平淡无波，“那麦子，是种给游客看的，还是种给人吃的？”
林晚哑然。
“游客拍完照就走，麦子熟了，他们不会来收。收麦子的，还是我们。”他抬眼，目光澄澈，“晚晚，你记得咱村老支书临终前说的话吗？”
她当然记得。那个总爱蹲在村口老槐树下吧嗒旱烟的老支书，弥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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