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把我说得有些太高了，但事实上，其实没有我，他们也会斗起来，我起到的作用，不过就是这么一点而已。”
“世上人人都有功利心，没有人有例外，只要我们旁人在一旁悄悄地鼓动一把，他们就会干出原本想干的事情。若不是天下人想要为权位厮杀，我又能起到什么用呢？”
“说得好听，叫我是推波助澜，说得不好听，没有我，大家就不杀了么？当然不是！对吧？我只是因势利导，尽可能让事情有利于我罢了。”
听到这个结论，刘羡同意司马越的看法。在这个世道，只要人想作恶，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司马越谋划了这么多年，一说害死了多少宗室王族，听起来非常可怖。但仔细一想，哪有这一个多月以来，张方在洛阳的所作所为，破坏力不是远远大过司马越吗？
但刘羡还是对眼前的这个人感到一阵由衷地惊悚，厌恶甚至要远远胜过对孙秀、贾谧。
司马越的这些谋划，听起来复杂，但实际上，能够在众人中保持一种低调感，最重要的只有一点：一定要压抑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伪装自己，将自己从一个人全然伪装成另外一个人。
这和大部分政治家的忍耐不同，就好比汉高祖刘邦，他忍耐住对仇人雍齿的厌恶，将他封侯，以安定世人之心。这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与秩序，政治家不得不在自我欲望与现实之间，做出的妥协与约束。
而司马越的忍耐，却全然不同。他就如同一张被拉满的弓，之所以压抑与改变自己的本性，就是为了更酣畅淋漓地释放。
这两者的区别，有时候很难分清。有一句话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其意便是说，人心是很容易改变的。一个人伪装得久了，可能真的就会改变他的本性。一个人为了现实妥协久了，也可能会忍受不了苦痛而发疯。可无论是改变还是发疯，人的情绪总是真实的。
虽然政客们常常谈论所谓城府，想要以此树立权威，表现上位者的高深莫测，可真相处久了，也不难发现，他们就是板着一张脸，尽量少说话罢了。可一举手投足间，还是会轻易表露自己的喜恶。
最典型的例子无过于始皇帝，他看似为一统兢兢业业，可一旦打下了赵国邯郸，所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列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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