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有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讽刺民谣。
到魏武帝曹操时期，他既未能平定乱世，便正式颁布《求贤令》，强调「唯才是举」，不知情的人常常以为是曹操重视寒士，不看门第。但实际上，这是宣告了汉儒名教体系的彻底破产，忠孝之道无人问津，也彻底放弃了对德性的考察，使得整个官场风气迅速走向腐败，到晋朝时已经无法收拾。
等到了如今，刘羡平定了半壁江山，扩张了六州之地，要推行新政改制，就面临了两个问题，一是他必然要征辟大量的官员推进管理，不然无法改制，但与此同时，他又要设法扭转官场的风气，不然盲目改制，也可能导致民心纷乱，乃至于生出亡国之祸，王莽改制便是前车之鉴。
因此，刘羡便下发了《招贤诏》，以表明自己的心意。
刘羡的《招贤诏》非常简单，倒也没有多少弯弯绕绕，就是很直白地表明道：「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难，今四海久逢大难，百废待兴，朝廷用人，急如星火，故不拘疏远单贱，先才后德，选贤任能耳。今岁九月下旬，于太学求天下之贤才，射策试经，重设四科，以成大治。」
简单来说，刘羡此次征辟的宗旨，是先看才能，然后考察德性，等两次合格之后，方才会进行任用。
怎么看才能，当然就是老法子，在太学中射策试经，并且不限任何门第，只要是能在规定时间到太学参与考核的士人，都可以参加，一旦朝廷考察合格，便会委以官职。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主意，早在汉顺帝时期，汉顺帝为了筛选人才，推广阳嘉新制，就命太学严格试经，若是射策不合格的人才，便直接将其遣送回乡，并严格处置推举不合格人才的举主。从此这个制度就传承下来，从曹魏到晋朝，也没有废止，刘羡本人也是通过秀才科，方才正式入仕的。
只是在这样的射策制度之外，有九品中正制度这样一条极为明显的捷径，使得大量的士族可以不学而仕。人都是有惰性的，若有关系便能走捷径，那合格的官员自然就会变少，经营关系的人反而越来越多。刘羡出于事功的选择，必然要进一步重新强调射策制度。
甚至刘羡认为，过去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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