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站和天津站，在马汉三被明升暗降的调走后，就由徐天接手，之后徐天和顾慎言互调，顾慎言便掌管了这个华北第一站。
抗战期间，二号情报组和各地的地下党机构是没有任何牵联的，简单说就是两条不想交的平行线，各自过各自的——二号情报组因为深耕日寇、汪伪内部，在能力范围内会暗中帮助地下党，但两条线的不想交是没有改变的。
这一切在抗战结束后就改变了。
二号情报组的成员，由“暗”转明，开始在军统、后来的保密局中担任要职，这时候的二号情报组，本身的网络也膨胀到可以轻易影响到保密局行动乃至政策的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跟各地的地下党有交集。
否则就只能造成徒劳的内耗，甚至因为相互间沟通不畅的缘故，还容易造成各种各样的误伤。
但情报战线毕竟是要隐秘作战的，而二号情报组的高规格又注定不能跟各地的地下党相互融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张安平提出了对接机制。
就如南京这边，柴莹跟南京地下党的一位同志对接，通过对方跟南京地下党的负责人程大姐建立沟通渠道——只是后来随着那位同志的病逝，再加上双方的了解加深，柴莹最后直接跟程大姐对接了起来。
平津、上海、东北等二号情报组的核心区域，因此也都采取了这种对接机制，只不过为了保证双方同志的安全，对接机制就偏向于繁琐——通常都是两名直属双方负责人的交通员进行情报的对接。
但协同时间久了，有些事慢慢看在眼里，一些秘密就藏不住了。
就如顾慎言这边，跟北平的同志协作时间久了，尤其是在“李王案”中冒险诛杀叛徒后，北平这边的同志必然意识到了顾慎言的身份，最后经过上级的权衡，批准了两委负责人秘密会晤，也由此宣告二号情报组北平组跟北平地下党的全面协作的展开。
再然后，就有了现在北平站“白皮红里”的现状。
而这，也注定了二号情报组核心对于北平组的最大程度的放权——不放权不行，情报战场云谲波诡，在北平组跟北平地下党全面协同作战后，要是核心再死抓权力不放，北平组事事请示只会徒增工作量、影响效率。
因此，作为二号情报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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