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苏轼在办，而且办的很妥当。
特别是鼓励渔业，苏轼做的甚至比陈睦还要好。
陈睦只是遵照赵煦的旨意做事，多少缺乏了一点主观能动性。
苏轼则不同，他充分发挥了自己文豪的优势。
不止一次又一次的写诗词，称赞登州鱼干，还各种带货。
江宁的王安石、汴京的韩绛、吕公著、张方平、苏颂，都被他带了进来。
这些互相写诗唱和，一起抬轿子，生生的将登州鱼干，打造成了名牌。
此外，苏轼还拿着公使钱，在登州将渔船租赁给百姓。
而百姓偿还的办法也很简单——不还钱，只给鱼就行了。
这使得百姓的贷款买船积极性大增，登州渔业大爆发。
短短一年，登州渔民的群体就扩大了十倍。
登州外海多个岛屿，成为了渔民们晒网、卸货之地。
就连沙门岛，都不能幸免！
再这样下去，沙门岛恐怕就不能作为大宋流放重刑犯的目的地。
恐怕赵煦得考虑去南海或者什么地方，找个荒岛，作为流放地。
嗯……
土澳就不错，就是太远，没个十年二十年，怕是连土澳的边都摸不到，更不要说去流放犯人了。
苏轼当即再拜：“臣为陛下臣，安能不奉陛下旨意而用心王事？”
“愿请陛下降下德音，以教臣将来之事。”
苏轼只是大嘴巴。
但在追求权力，迎合权力以及靠拢权力这个方面，他与其他士大夫别无二致——也就可能节操高一点，三观正常一点。
尤其是，赵煦公开了他曾在‘先帝要求下立三誓’的事情后。
苏轼比任何人都更想进步！
原因很简单——只要升到宰执，那么，即使触犯十恶不赦的死罪，那么也至于赐死。
这对苏轼这样的人来说，简直是为其量身定做的政策。
只要升到宰执——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乱说话得罪人，连累全家了。
至于第一誓——不以谋逆之外的文字罪人。
其实，这东西的约束力，约等于没有。
确实，官家发誓不以文字加罪。
可皇帝完全可以拿其他东西来罪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对皇帝而言，想搞一个人，还怕没借口？
实在不行，现场造一个罪出来。
谁又敢不服？
只有宰执大臣、三衙大将，纵犯十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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