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上级查处的时间还不长啊。他的教训,足够深刻了!我们这个时候再搞捐款,哪怕是自愿的,也容易授人以柄,引起群众反感和上级的批评。”
丁洪涛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说道:“朝阳同志,你多虑了。这事啊,和之前李泰峰同志的做法有本质区别。他是给群众,特别是给农民搞硬性摊派,甚至把捐款和提留统筹、和交公粮挂钩,作为硬性指标下达到村到户。这样的话,群众怎么会没有意见?换了我,我也有意见!”
我看着丁洪涛。
“但我这次让爱卫会发的通知,明确强调是群众自发自愿捐款,完全是凭觉悟,不搞强迫命令。而且,设定的捐款金额很低,一个成年职工,最多捐两块钱;一个学生娃娃,捐一块钱就行。这样算下来,全县就算都捐,总的金额也就是一两百万的样子,和你那个四百多万的总预算比起来,还差一大截呢。”
他走到我身边,用手比划着:“朝阳,我的计划是,通过这种自愿捐款的方式,先筹集一笔启动资金,把工程的前期工作比如勘察设计做起来,甚至可以先开工一部分示范段。顺便,把主干道的美化工作啊一起做了。这样,整个项目就算启动了。至于剩下的一百多万资金缺口,我希望县财政到时候能够克服一下困难,想办法挤一挤,支持这项重大的民生工程。而且啊,”他脸上露出一种运筹帷幄的神情,“我还打算在县委大院带头搞一次小范围的集体募捐活动,起个表率作用。这个活动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几天了。个别乡镇和单位行动很迅速,成效很明显,反映群众……嗯,主动捐款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嘛。”
我马上摇头,表示怀疑:“丁书记,恐怕不会有那么多群众真正‘主动’捐款吧?最终压力还是会层层传导到基层,变成变相的摊派。”
丁洪涛笑着说道:“朝阳啊,你不要太小看了咱们县里干部群众的觉悟嘛!我已经和县人大常委会的刘进京主任、县政协的刘超英主席都私下沟通好了。政协和人大也都非常支持县委的这个决定,认为这是造福县城的好事。咱们两个党政一把手要带头捐。刘进京和刘超英都表了态,他们一人捐两百块。我呢,也准备捐两百。朝阳,你看你呢?”
我心里一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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