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的名字那一栏里，赫然印着“平川县城投公司”几个字。
他把材料放在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是凉的，苦涩的味道在舌尖上蔓延开来。他终于明白钱大进今天来的真正目的了。
这个项目不是在临江。这个项目是在平川。
钱大进要的是平川县城投公司——也就是刘国柱掌管的这家县属国企——出资三千万，以“社会资本”的名义投入到临江县的滨河产业园配套项目中。换句话说，就是拿平川的钱去建临江的项目。而所谓的“配套基础设施”——道路、管网、污水处理、标准化厂房——等建好之后，运营权和收益权都归临江那边所有，平川只出一个“社会资本”的名分和三千万的真金白银。
他靠在椅背上，慢慢地把那几页合作协议草案重新翻了一遍，目光在关键条款上逐行扫过。越是往后看，心里的寒意就越重——这份协议的投资回报条款写得极其含混，“按实际运营效益分配收益”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运营效益好的时候，收益可以无限摊薄；运营效益不好的时候，平川这笔钱就是肉包子打狗。而退出机制更是一字未提，连最基本的投资保护条款都没有。这是一份把所有风险都转嫁给平川、把所有利益都留在临江的城下之盟。
“钱县长，”陆浩明把材料放回桌上，抬起头，平视着钱大进，“城投公司是平川县的县属国企，它的资金是平川的国有资产。把平川的钱投到临江去修园区，这事恐怕不太合适。”
“怎么不合适？”钱大进的笑容淡了几分，但语气依然保持着耐心，像是在给一个不懂事的下属讲解大道理，“区域合作是省里一直在提倡的，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资源共享，这是大方向。而且城投公司出资也不是白出的，协议里写了按运营效益分配收益——这是标准的市场化运作。你是发改局长，应该比谁都清楚。”
“市场化运作的前提是风险可控、退出有保障。”陆浩明说，“这份协议里既没有收益测算，也没有风险评估，退出机制更是一片空白。三千万不是小数目，城投公司去年的总资产才不到两个亿，一下子拿出百分之十几去投一个不在本县的项目，万一出了问题，谁来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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