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话。号码我不认识，接通之后对方没有说话，沉默了几秒，然后挂断了。我看了看通话记录，显示归属地是本市的，时间很短，短到不足以说一句完整的话。我没有回拨，也没有把这事告诉任何人。第二天早上我再次查看通话记录，那个号码没有被标记，也没有再打来过。
接下来的几天，我主动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露面。去县委大院送材料时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吃饭也换到了更晚的时间。但减少露面并不能让那些已经形成的看法消失，它们正在暗处慢慢成形，只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搬到台面上来。
到了第十五天，赵国栋的联络员李阳递来一句话：“钱县长那边的人，在下面动了一下。”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确认周围有没有人，继续说：“不是什么大动作，但有人在传，说你那三等功是‘运作’来的，不是靠实绩。具体谁传的，没有源头，已经在两个局里听到了。”
这句话像一块小石头投进了水面，声音不大，涟漪却一圈圈扩散开。走廊里有人开始在我身后压低声音说话，在食堂里形成短暂又刻意的安静，在文件流转的间隙里留下一段段我再也触碰不到的空白。我感觉自己像是站在一间光线缓慢暗下去的房间里，墙壁依旧站立，但阴影正沿着墙角慢慢往上爬，直到与视线齐平。
那天下午，我收到一份通知，说是下个月县里要组织一次副科级干部的岗位培训，名单里有我的名字。培训地点在市委党校，为期两周，内容是一套通用课程——政策解读、公文写作、基层治理，每年都有的常规安排。这种培训通常是晋升前的一个信号，但有时也仅仅是让一些暂时“动不了”的人有个去处。我拿着通知看了一遍，没有回执，没有确认签字。通知的落款是县委组织部，日期是三天前。
赵国栋后来让人转了一句话：“去就去。待两周也好。”转话的人没有解释更多。我把通知折好，夹进了那本旧笔记本里，放在桌面的一角。
第十七天，我去平川镇办事，路过石槽沟路口时看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看到我的摩托车靠近，那辆车的驾驶座窗户升上去半截，然后车子启动，朝北江方向开走了。我没看清车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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