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条，慢慢吃完，付了钱，又买了一包烟，把摩托车停在王德厚家院子外面的墙根下。我没去找他，只是绕了一圈，从镇后那条土路绕回县城。
后视镜里一直没出现那辆黑色桑塔纳。
第三天，老周把一份复印材料送到招待所前台，没有上楼，只留了张字条：“那家建筑公司的注册地址我去了一趟，门锁着。问旁边店里的人，说去年就搬走了，没人知道搬去了哪里。公司法人代表姓孟，我查不到这个人别的信息。”字条底下夹着一张折好的纸，是那家公司在工商局的注册档案复印件，上面有法人代表的身份证号和住址栏，住址栏写的是省城一个老小区的门牌号，不知道还在不在。
小吴也打了电话来，声音压得很低：“何成那边，他老婆前天来了一趟县里，在招待所附近转了一圈，没进来就走了。”我没接话，他也没继续。
第四天，赵国栋的联络员李阳来了一趟招待所，手里拎着一袋橘子。他放在前台就走了，没留话。老刘把那袋橘子递给我的时候，橘子还带着凉气，果皮上有一层水雾。我没有吃，放在窗台上，摆了两天。
第五天，我收到了第四封信。这封信不是放在前台老刘手上的，是塞在招待所大门底下的门缝里。老刘早上开门时踩到它，捡起来看了看，没拆，直接送到我房间。
信封还是牛皮纸的，没有署名。里面是一张剪报，从省报上裁下来的，豆腐块大小，讲的是去年邻县一个查案的干部被人打了的事，标题很普通，没写名字，只写“某县一干部在调查期间遭袭，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剪报边缘用圆珠笔画了一个小圈，没有文字。
我看了很久。圆珠笔的痕迹很轻，像是画的时候没怎么用力，又像是故意让这条线可以被忽略。我把剪报和另外三封信放在一起，拉上了抽屉。
正午的时候我站在窗前往下看，招待所门口那条街上没有人。对面那排梧桐树的叶子落了大半，剩下几片枯叶挂在枝头，风一吹，微微晃动。
下午我坐在桌前，把郑德明老婆账户的流水和那家建筑公司的工商档案摊开并排放在桌面上。两边的信息对上了——汇款时间、金额、公司名、账户名，那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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