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接话，转身回到摩托车旁边，蹲下，指着胎面上的痕迹：“要是再有人动你的车，我会看一眼。但你要保证，别让他们动你。”
那几天，关于我的各种议论还在持续发酵，语气也在慢慢变化。最初人们说的是“陆浩明把林国良弄下去了”，后来变成“他还要继续查”，再后来变成“听说有人要整他”。议论的内容开始从案件本身转向我这个人——不是“案子会怎么发展”，而是“陆浩明会怎么样”。
晚上我骑摩托车回招待所时，路过县城中心广场，看到路边有几个下棋的人聚在一起，其中一个人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对旁边的人说了句什么，几个人一起笑了。笑声不大，但能听出其中的意味。
第二天上午，我去县委大院送材料，在走廊里遇到了一位平时打过几次交道的部门负责人。他看到我迎面走来，目光短暂地交汇了一瞬，随即低头整理手里的文件夹，侧身避让到走廊的右侧，让我先过去。没有打招呼，没有点头。我走了过去，没有回头。
那些目光和低声议论，正在向一个更明确的方向汇聚——有人想让事情从“你查了不该查的东西”升级为“如果继续，你就不再只是被议论的对象”。
当天中午，赵琳给我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说她爸已经跟她提过威胁信的事，问我有没有考虑过暂时停一停调查，回清江待几天。我回复她：“赵琳，案子还没结，我不能走。”她很快又回了一条：“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那些等你查完的人着想。你要是出事了，谁替他们把案子查完？”我没有再回复。
下午，我收到了赵国栋的办公室电话：“你到我这儿来一下。”
到了三楼，赵国栋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烟灰缸里有三个烟头。他看着我，指了一下对面的椅子：“你把那三封信的内容再跟我说一遍，从头到尾，不省略。”
我把三封信的内容一一复述了一遍。听完之后，他没有马上说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配枪申请我批了。你带身份证、工作证、两张一寸照片，去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填表。他们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赵书记，如果明天就有人真的动手，我申请枪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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