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
我把陈大发那张借条的复印件递过去。周主任接过来，仔细看了看，递给吴同志。吴同志也看了看，点了点头。
“这张借条，是陈大发亲笔写的吗？”
“是。借条上有他的签名和手印。”
“你和他之间，除了这笔借款，还有其他经济往来吗？”
“没有。一分钱都没有。”
周主任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又问：“第二项，关于你违规收受群众赠送的锦旗和布鞋。你的书面说明中说，锦旗和布鞋是群众自发赠送，你曾多次推辞。你有什么证据？”
我把锦旗和布鞋的照片递过去，又把吴婶纳鞋时的照片也递过去，还有我转给周大姐二十块钱的转账记录。周主任看了，表情没什么变化。
“你为什么给周大姐转二十块钱？”
“那是布鞋的钱。吴婶送我的布鞋，我不能白要。我让她转交给吴婶。”
“吴婶收了吗？”
“收了。周大姐说，吴婶一开始不肯收，后来周大姐说是我的工资，她才收的。”
周主任又记了几笔。吴同志一直在低头写，没抬头，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秋天的落叶。
“第三项，关于你利用媒体采访夸大个人事迹。你的书面说明中说，采访是县电视台统一安排的，不是你主动联系的。你有什么证据？”
我把县电视台的采访通知递过去。周主任看完，放下。
“采访中，你有没有夸大事实？”
“没有。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假种子的事，农户的损失，追钱的过程，都是真的。”
“你有没有要求电视台突出你个人？”
“没有。我要求他们多采访农户，少采访我。”
周主任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复杂，像在说“你小子胆子不小，敢跟记者讨价还价”。吴同志写完了最后几个字，放下笔，看向周主任。周主任点了点头，合上文件夹。
“陆浩明同志，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我们会根据你提供的证据，结合其他方面的调查，形成结论。结论出来后，会通知你。”
“周主任，大概要多久？”
“不好说。可能一周，可能一个月。你耐心等。”
他们走了。我坐在椅子上，点了一根烟。谈话的过程，比我想象的平静。没有拍桌子，没有瞪眼睛，没有“你老实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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