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
“就您和我。”
“好。您就当什么都没发现。白条放我这儿，您回去正常工作。”
她点了点头，犹豫了一下，又说：“陆镇长，您要小心。李主任这个人，嘴巴甜，心里狠。您上次找他，他虽然补了窟窿，但心里肯定记恨您。这些白条要是让他知道是您发现的，他怕是会……”她没说下去，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王大姐，您放心。我不会让他知道。”
她走了。我关上门，把那摞白条摊在桌上，一张一张地拍照。拍完照，我把白条锁进抽屉里，然后坐下来，开始想对策。
直接上报，风险太大。不上报，良心过不去。怎么办？我想起了孙德明上次教的“打草惊蛇”法——不是去吓蛇，是让蛇自己出洞。李国良把这些白条藏在夹层里，说明他心虚。他怕的不是白条本身，是白条被不该看到的人看到。谁是“不该看到的人”？不是王大姐，不是孙德明，甚至不是县纪委——是钱县长。白条里有一笔“接待省里领导用餐”，如果是真的，那个“省里领导”是谁？会不会就是钱县长的什么人？
我拿起电话，打给了李阳。
“李哥，我有个事想请教您。”
“说。”
“如果一个人手里有一批证据，能证明另一个人有问题。但这个人级别比他高，关系网比他深。这个人该怎么办？”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小陆，你手里有什么？”
“我不能说。但您告诉我，该怎么办？”
李阳又沉默了几秒。“赵书记说过一句话：证据是刀，拿在手里可以防身，扔出去可以伤人，但扔出去之前，要先看准了再扔。扔偏了，伤的是自己。”
“那怎么才能看准？”
“先搞清楚你要伤的人是谁，他背后的人是谁，你手里这把刀够不够锋利。不够锋利，就再磨磨。”
挂了电话，我把那摞白条又看了一遍。李阳说得对，证据是刀。我现在手里这把刀，还不够锋利。白条上的名字，大多是村里的农资经销商和一些我不认识的人。这些人是谁？他们和李国良是什么关系？那些钱到底去了哪里？我需要更硬的证据。
我决定从白条上签名的那些人入手。
第二天，我以“核实历史账目”的名义，骑着摩托车去了双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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