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这回你们也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于是，他开始变着法子不停地投诉。可惜，没有用。你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挨了打，一切便都是徒劳。
上海方面大概没想到杨佳会如此执着。2007年10月，他们派人专程到北京，对杨佳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
杨佳不认，他只要一个说法：你们到底打没打我？这话对方自然无法明说。既然你们不肯说，那我便接着投诉。
后来，有上海方面的权威人士称，当时的确发生过“肢体冲突”——且看这用词，“肢体冲突”，怎么就冲突了？冲突到了什么程度？没人往下说。
到了2008年3月，上海警方第二次前往北京，打算与杨佳和解。开出的条件是给你一千五百块钱了结此事，但绝不承认己方有过错。
杨佳自然不会接受。这压根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他只要一个说法，要对方明明白白告诉他，到底动没动手。
上海方面大概万万没想到，杨佳竟如此难缠。回到上海后，双方又有过几次电话沟通，但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这事儿细想起来颇值得玩味：如果你们当真没有任何过错，又何必提出赔偿一千五百块钱呢？
再退一步说，两次专程来北京协调，往返机票、住宿、餐费加在一起，恐怕远不止多少个一千五。
倘若真有诚意解决此事，何不拿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赔偿方案，或许事情也就此了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