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杨佳被带至芷江西路派出所接受调查，总得把这辆车的来龙去脉弄清楚。
询问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旁人无从知晓，只有杨佳和当时在场的民警心里最清楚。
按杨佳的说法，他被七八个人揍了一顿；但警方始终表示，没有动过手。
杨佳到底挨没挨打，我们不能妄下判断，因为他既没有验伤，也拿不出任何证据。
警方的表述是：在询问过程中，一名叫高铁军的民警与杨佳对话时，杨佳声称高警官向他吐唾沫，随即冲向派出所门口；
高铁军上前阻拦，杨佳便抓住了高铁军的手；后来几个人将他架进里面的工作区域，让他坐在椅子上，并由陈银桥、高铁军继续向他做解释工作。
二审判决书上也是这般记载的，称民警将他带到工作区域后，并未殴打过他。
那么这个“工作区域”，究竟是派出所“四区八室”中的办案区，还是办公区？如果是办公区，里面有没有监控？即便有，是否存在死角？
退一步讲，就算真的动了手，没有监控便等同于没有证据，一切也只是空口无凭。
后来，督察吴玉华对杨佳进行了一番说服教育，他的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
警方一边做笔录，一边向租车公司核实，最终认定自行车确系杨佳所租，这才将他放走。
此时已是凌晨两点多，杨佳在派出所里足足待了六个小时。第二天，他便直接买票返回了北京。
这一回，杨佳可算有事干了，和母亲一起开始了投诉。
王静梅一边继续为她那桩咬腿的旧案奔波，一边又帮着儿子忙前忙后。
她先是给吴督察打过几次电话，翻来覆去就是想弄清楚儿子到底有没有挨打，得到的答复自然是没有。
随后，杨佳开始写信、发电子邮件、打电话，向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以及督察部门进行投诉。
他的理由很明确：自己没有任何过错，本不该受到盘查，同时还遭到了殴打，要求开除相关人员的公职，并赔偿其精神损失。
上海方面的答复是：经过认真核实，民警执法依法有序，并无不当之处。
杨佳对这个结果当然不满意。他认定自己毫无过错，却平白挨了一顿揍——在山西不就有过一次吗？
那一次，对方认了错，也赔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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