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这话的少年，后来成了这个国家的管家，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大公无私，死后连骨灰都撒进了江河里。他是外交官，在万隆会议上舌战群儒；他是总理，邢台地震的时候亲赴灾区，老百姓端来的粗瓷碗他接过来就喝；他是这个国家最忙的人，办公室里彻夜亮着的灯光就是他的象征。前世在纪录片里看过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面容消瘦，深陷的眼窝里只剩一双疲惫而坚韧的眼睛。此刻他站在城楼上，相隔太远看不清面孔，但林远知道他在笑。
林远把目光收回来，看着群众游行的方阵从眼前走过。他知道这些人后来的故事——知道他们哪一年会离开，知道他们离开之后许多年还会有人记得。知道这个国家接下来会走什么路、翻什么山、趟什么河。可此刻他们站在那里，向广场上的人挥手，广场上的人在欢呼。阳光从城楼檐角上倾泻下来，把整个广场染成了金色。他把脊背挺得笔直，跟着人群一起鼓掌，鼓点落在掌心里，和心跳同一个节奏。
群众游行的最后一个方阵从广场上走过去之后，军乐声渐渐轻了下来。广播里传来播音员的声音，宣布十周年庆典结束。观礼台上的人群开始有序退场，工作人员站在通道两侧，举着喇叭引导各单位的代表分批离开。
锻工车间的老师傅还站在观礼台边上，一只手撑着栏板，另一只手拿手帕擦额头上的汗。他从坦克方队过去之后就没怎么说话，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广场上的人群，看着那些正在逐渐散去的彩车和红旗，嘴唇时不时动一下，像是在自言自语。林远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刘师傅，该走了。”
“该走了。”刘师傅把手帕揣进兜里，转过身来。他眼眶有点红，嘴角却挂着笑，“我在锻工车间干了大半辈子，今天看着那些坦克从眼前开过去——那里面说不定有咱们厂的钢。咱轧钢厂出的钢，咱自己轧的。”他顿了顿，又重复了一遍，“这辈子值了，真值了。”
技术人员从旁边走过来，把黑框眼镜往上推了推，镜片上还残留着没有干透的痕迹。他低声跟林远说他来北京这么些年头一回这么激动，刚才飞机过去的时候眼泪自己就淌下来了，没控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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