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说着已经走到外屋，把昨晚剩的半张烙饼切了，又把小米淘洗好了蹲在灶台前生火。
她嘴里的“一块儿吃”其实每次都是她吃一半，剩下全塞给何雨柱，自己就着米汤就饱了。
何雨柱知道，却也不说破，只是每次都要把她赶到桌边坐下，逼着她多吃几口。
早饭后，何雨柱换上了那身洗得发白的工装，把裤脚用别针收紧了些，临出门前又对着门后的破镜子使劲抹了把脸。
他这人，别看平时马马虎虎，可只要进厂门，就一定要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
按他师父冯新的话说，灶上的师傅，要是不干净，做出的菜也没人信。
他骑着厂里给食堂配的那辆旧自行车，从南锣鼓巷一路往北。
早晨的太阳还不太毒，胡同里凉丝丝的。
骑到厂门口时，他下意识减了速，拿眼去扫门口那几个站岗的保卫员。
果然，新来的两个生面孔已经在岗上了。
一个在传达室旁边翻着一本登记簿，另一个在铁门前来回踱步，腰上的皮带扎得笔挺，站姿跟当兵的似的。
何雨柱认得其中一个，面熟，像是上礼拜刚调来的。
他推着车过大门时，那人抬手一拦，说：“同志，证件。”
何雨柱皱了皱眉，还是从裤兜里摸出食堂的工作证递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