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东西和水面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讲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保尔森把那封信翻到最后一页。
"最危险的时刻，从来不是所有人都在恐惧的时候。恐惧至少意味着人们还在看着风险。最危险的时刻，是所有人都不再谈论风险的时候。"
他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信放回了文件夹里，但没有把文件夹放回书架。他把它放在了桌上，和那份两房持仓汇总表并排。
一份来自美国财政部的机密文件。一份来自一个二十六岁华裔对冲基金经理的公开信。
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
保尔森重新坐下来，拿起铅笔。
他在拍纸簿上那个"但"字后面，写了一行字。
"查账。在动手之前，先知道真实的数字。"
他需要知道两房的窟窿到底有多大。不是那些经过会计师粉饰过的、被管理层装进年报里的数字。
是真实的、剥掉所有包装之后的数字。
这意味着他需要派人进去。公开的审计会引发恐慌。所以是私下的、小范围的、只有他和几个最核心的人知道的摸底。
如果摸底的结果显示窟窿是可控的——也许一两百亿，也许三四百亿——那火箭筒的威慑逻辑还能站住。政府展示能力，市场恢复信心，两房继续运转，不需要真的开枪。
但如果摸底的结果显示窟窿大到某个临界值以上——
保尔森没有写下那个"如果"之后的计划。
因为那个计划意味着他对那些议员们撒了谎。他说过"我不会轻易使用它"。
如果他在拿到授权后的几周内就真的接管了两房，那些投了赞成票的议员会怎么看他？
他们会觉得被骗了。
在华盛顿，被骗了一次的议员，第二次绝对不会再站在你这边。
而如果在两房之后——如果在秋天——如果还有另一家、或者好几家机构需要政府出手——
他需要那些议员再投一次赞成票。
他们会投吗？
保尔森把铅笔放下，用手掌按住了太阳穴。胃又开始烧了。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板胃药，按出两粒，用那杯常温水送了下去。药片很小，但在干燥的喉咙里刮过的感觉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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