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烹油！
北京的棉花市场，疯了。
从同治三年腊月初开始，棉价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天一个价。
初八那天，通州棉市上好的皮棉还挂着十八元一担的牌子，到了十五，直接蹦到二十二元。
腊月二十三小年，市面上已经喊到二十六元，而且有价无市，你攥着银子都买不到货。
到了除夕，京城最大的棉庄万盛号挂出的牌子是三十元一担，还限购，每人最多买十斤。
整个北方的棉花价格都跟着北京往上涨。
天津、保定、济南、太原，甚至远到西安兰州，棉价一天比一天离谱。
山西的棉商连夜往北京运货，走到半道听说又涨了，直接掉头回去，把货捂在仓里等更高的价。
河北的农户本来还想留几担棉花自己织布做棉衣，一看这价，咬咬牙全卖了，卖完就后悔，因为第二天又涨了三块。
最惨的是老百姓。
石赞清坐在直隶总督衙门里，看着下面报上来的灾情折子，手都在抖。
顺天府报，宛平、大兴两县，已有百余户百姓因买不起棉衣棉被，老人孩童冻毙者二十三人。
保定府报，棉价腾贵，民间织户纷纷停机，失业者数千。
天津府报，码头脚夫纤夫等底层劳力，因冬装无着，已有多人冻倒街头。
石赞清把折子往桌上一摔，大声说道：
“去总理衙门！我要见大总统！”
师爷拱手说道：
“大人，大总统这几日不见客，说是有要事筹划。”
石赞清胸口不停起伏，大声说道：
“要事？什么要事比百姓冻死还重要！”
话虽这么说，但石赞清心里其实明白。
大总统不是不管，是在憋大招。
那天殿上的对话他听得清清楚楚，先炒后砸，釜底抽薪。
道理他都懂，但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
他咬咬牙，从自己的养廉银里拿出两千元，让师爷去天津悄悄买了一批棉花，在保定通州两地设了两个棉衣发放点。
可两千元在这疯涨的棉价面前，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发放点开了三天，排队的人从早排到晚，领到棉衣的百不足一。
石赞清看着那些冻得瑟瑟发抖的百姓，只能在心里默念：大总统，你快点吧，再晚就真出大事了。
时间转眼就到了同治四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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