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绝不会主动辞工。他儿子的病需要钱，这份工资对他很重要。而且，他答应过配合我们。”
“那几个人，不是来挖人的。”高晋的声音在风里显得很冷，“是来带他走的。用某种方式。”
报警是唯一的选择，尽管知道可能作用有限。他们去了辖区派出所，接待的民警倒是按程序受理了，做了笔录，详细询问了李国富的体貌特征、失联时间、工地信息以及那几个“陌生人”的模糊情况。但当陈璐隐晦地提到李国富可能涉及一桩旧案的证人作用时，做记录的年轻民警笔尖顿了一下，抬头看了她一眼，没说什么，只是将“可能涉及经济纠纷或人口拐卖”作为初步判断写了进去。
“我们会调查的，有消息会通知你们。”民警公式化地说。
接下来几天，音讯全无。高晋每天都会查看那个不记名手机，陈璐也多次打电话到派出所询问进展，得到的回答总是“正在调查中”、“工地那边说法是自愿离职，没有暴力胁迫证据”、“监控条件有限”。一种熟悉的、被无形力量阻滞的感觉笼罩下来。对方行动迅速，手段专业，且善于利用规则和现实的模糊地带。
直到第五天下午，一个陌生的本地固定电话号码打到了高晋那个不记名手机上。对方自称是西郊某乡镇卫生院的医生，说他们在接收一个由农民送来的昏迷伤者，伤者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件，但在其破烂的外套内衬里，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串数字，就是这个手机号。
高晋和陈璐立刻赶了过去。卫生院条件简陋，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陈旧物品混合的气味。在一间住了好几个病人的大病房角落里，他们看到了李国富。
他闭着眼躺在病床上，脸色灰败，脸颊和额头上有着明显的瘀伤和擦痕。露在被子外的手臂上也是青紫交加。最触目惊心的是他的左手，几根手指不规则地弯曲着，肿胀发紫，显然是骨折了，只做了简单的夹板固定。他处于一种半昏迷状态，偶尔会发出无意识的**，对呼唤没有反应。
接诊的医生是个中年人，表情严肃。“送来的时候意识不清，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左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开放性骨折，伴有轻微脑震荡迹象。没有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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