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
他想过给家里拍电报。拍电报要钱,他没有。九十年代初,电话还不普及,农村更是很少有家庭有电话,拍电报是最快捷的联系方式,按字数收费,一字千金,普通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拍电报。他想到母亲在村口老槐树下站的样子,想到父亲微微驼着背走远的背影,想到秀兰趴在饭桌上写作业时偷偷抬眼的样子。“娘,对不起,我没本事,不能给你寄钱,还让你担心了。”他在心里默念,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不敢想下去了,他出来的时候,母亲塞给他一百块钱,反复叮嘱他“照顾好自己,找不到工作就早点回来”,他当时拍着胸脯说“放心,我一定能找到工作,一定能寄钱回家”,可现在,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更别说寄钱回家。
就在那天下午,他碰上了阿强。
准确地说,不是碰上,是阿强找到了他。
陈建军蹲在路边的时候,一辆自行车在他面前停下来。一个人从车上跳下来,穿着蓝色的工服,头发染成棕黄色,瘦了,黑了,但笑起来还是那副样子——左边一颗虎牙,右边一个酒窝。那时候的工厂工服,大多是蓝色或者灰色的,印着工厂的名字,质地粗糙,却很耐穿,是外来务工者最常见的穿着。很多年轻人进厂后,会学着城里人的样子,染头发、穿喇叭裤,阿强也不例外,这是他融入这片土地的一种方式。
“建军!”
陈建军抬起头,愣了好几秒钟,才认出这是阿强。阿强比以前瘦了一圈,颧骨都突出来了,但眼睛还是亮的,笑起来还是那么大声。他身上的工服沾着一些塑料碎屑,那是玩具厂注塑工常见的痕迹,手上也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是操作机器时不小心划伤的。“阿强……是你?”陈建军的声音沙哑,带着不敢置信,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积压了三天的委屈和绝望,在看到阿强的那一刻,彻底爆发了。
“你怎么蹲这儿?”阿强蹲下来,看着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我给你那个号码你打了吗?我等了三天电话!你他妈跑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问了好多人,都没见过你!”
陈建军张了张嘴,喉咙哽咽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只是一个劲地掉眼泪。
阿强看了看他脚边的蛇皮袋,看了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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