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奔忙，那份当初用来画画的手，后来握得最多的是合同、账单和借据。
姑嫂二人的分工，在这十年间逐渐定型，也渐渐默契。
青瓷坐得住。她可以在一张书桌前待上一整个下午，把一篇稿子改上七八遍，直到最后一个句子读起来顺了才放手。
阿沅偶尔来送茶，看到她伏案工作的侧影，总要悄悄说一句“太太，歇一歇”。青瓷头也不抬，只说一个字“好”。但这个“好”字，常常要等到两三个小时之后才能兑现。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这份报纸的议题已经不限于华工本身了。
它报道巴黎和会的进程和结果，报道山东问题在外交上的狼狈处境，报道国内五四运动的汹涌浪潮。
青瓷自己在上面写了不少文章，措辞没有当初写《沉默的十字架》时那样激烈，但锋利一如既往。她不再用感叹句了，年轻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写下几个感叹号，到了三十岁以后，她的文章里连问号都不大用。
这几年的连轴转，把她的身子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拖垮了。
她要强，不肯说。阿吉端上来的汤，她一口一口地喝，顾言深劝她早睡，她说“好”，但书房里的灯照旧亮到后半夜。
她的肺在那些奔波于巴黎雨夜的深秋里落下了病根，一直断断续续地咳着。每逢换季便加重，咳到气喘，咳到蹲在路边直不起腰，缓一口气，站起来，继续走。
当初生润润时留下的隐疾，也在这些年的操劳中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展露了出来。
起初只是腰酸，后来变成经年的隐痛，再后来，痛起来的时候整个人都蜷在椅子里，面色苍白，额上渗出一层细密的冷汗。她不跟顾言深说。她觉得那不是什么大毛病，不是什么值得让他在外面奔波了一天之后还要操心的事。
但瞒不过身边的人。阿沅每次看到她疼得脸色发白，就去给她灌一个热水袋，塞在她腰后。阿吉把炖了四个小时的汤端上来，碗在桌上放好，调羹搁在碗沿上，退出去，轻轻带门。
一九二七年初，黄宝珊从纽约来信，信上措辞客气而得体，末了附了一句：“姐姐的身体若不见好，不妨来纽约看看。这边的医生比起巴黎来，总归是强一些的。我帮你安排。”
青瓷把信折好，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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