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嵌着洗不掉的皮件染料。
他是这二十三个人里唯一一个拿到法国居留证件的，上面贴着他十年前的照片，那时候他还没有这么老。
凌晨四点半，陈阿福醒了。
他没有闹钟，也没有怀表。他的身体就是一座钟，几十年如一日的劳作把他的生物钟锻造得比教堂的钟楼还准。
他从铺在地上的草垫子上坐起来，摸黑穿上了那双鞋底磨得快要透了的布鞋。他没有点灯，煤油要钱，他们舍不得。
他摸到了门边，开始卸门板。
第一块门板被他从门框的槽里提了起来，木头的榫卯发出一声低沉的、仿佛骨头错位般的咯吱声。
清晨的冷风立刻从那道缝隙里灌了进来。
第二块，第三块，第四块。
门板一块接一块地被卸下来，靠墙码好。光线从那道越来越宽的缝隙里挤进来，先是灰蒙蒙的一条线，然后是一片，然后是整个房间。
屋里的景象，就这样一寸一寸地暴露在一片灰光里。
这是一间怎样的屋子呢？
地面是夯实的泥土，年深日久被踩得硬邦邦的，却还是免不了坑坑洼洼。
土面上铺着一层稻草，稻草上铺着几张破旧的棉被。二十三个人就挤在这里，有的蜷缩着，有的侧卧着，有的仰面朝天，嘴巴大张着，发出粗重的鼾声。
男的一排，女的一排，孩子们光着脚丫，脚底板黑得发亮。
第一个醒来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叫阿春，是陈阿福的堂侄。他揉了揉眼睛，从地铺上坐起来，愣愣地看着门口的那片灰光，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的脸很瘦，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眶深陷，嘴唇干裂起皮，整个人看起来像是用灰泥捏成的，还没有上釉。
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个接一个地醒了过来。
没有人说话。
他们睁开眼睛，看到灰蒙蒙的天光，然后坐起来，穿上鞋，坐在原地发呆。男人们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女人们拢了拢散乱的头发，孩子们靠着母亲的身体，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
人在被生活碾压到了极致之后，连痛苦都变得迟钝了。
就像一块被反复揉搓了无数遍的面团，再也弹不回来，失去了所有的韧性和弹性。
他们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他们只知道，自从去年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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