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起医生，死了连块墓碑都没有。
这就是他们的处境。无国籍难民，比中国人地位还低。
“我已经让二十个白俄人吃饱了肚子，”宋明远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将来，能不能让两百人吃饱肚子？能不能让两千人吃饱肚子？”
他向前走了一步，离彼得只有两步之遥。
“您愿意不愿意，为了能让更多的同胞拥有更好的生活，再拼一次？”
彼得沉默了。
篝火噼啪作响，火星飞上夜空，转瞬熄灭。夜风从砖窑的缺口吹进来，带着初秋的凉意。远处村庄里传来狗吠，一声接一声，此起彼伏。
他想起一九一七年的彼得格勒。二月革命，沙皇退位，军队瓦解。他脱下军装，带着妻儿一路逃亡，穿过西伯利亚，越过满洲里，最后来到上海。
他想起一九二几年的那些夜晚。妻子死于伤寒，儿子在码头扛货时死于和青帮打手的争斗。他一个人住在法租界边缘的贫民窟里靠零工糊口。
他看着眼前那些年轻人。他们穿着皱巴巴的黑西装，手里握着崭新的冲锋枪，眼睛里燃着光——那是希望的光。
自己能做什么呢？
也许真的还能做点什么。
危险怎么了？再危险，能比得上坦能堡的炮火？能比得上穿越西伯利亚的逃亡？能比得上这些年在上海街头挨过的每一个饥饿的夜晚？
彼得·伊万诺维奇·卢卡舍维奇忽然笑了。
笑着笑着，眼眶有些发酸。他整了整身上的衣服，走到宋明远面前，单膝跪下，右手握拳抵在胸前。
“贾先生，”他的声音沙哑，但每一个字都清晰有力，“彼得·伊万诺维奇·卢卡舍维奇，愿为您效犬马之劳。从今天起，我的命就是您的。我只有一个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