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晨问。
“时间要求？”
董涛说。
“越快越好，但不能牺牲准确。”
陆晨打开第一份。
“我先看。”
……
可疑鉴定一共有二十多份。
每份材料都很厚。
手术记录，影像报告，伤情描述，功能评估，赔偿申请混在一起。
普通人只看这些专业术语，很难发现问题。
陆晨却没有从鉴定结论开始。
他先看事故原始伤情。
再看手术方式。
然后看术后恢复时间线。
最后对照申请材料里的功能障碍。
第一份材料声称患者右下肢神经完全断裂，术后长期足下垂。
可原始手术记录里，神经探查完整。
术后复查也有正常背屈记录。
陆晨在矛盾处做了标记。
“神经断裂描述与原始手术不符。”
董涛旁边的记录员立刻记下。
第二份材料声称患者多处肋骨未愈合，严重影响呼吸功能。
可提交的影像片并不是同一个人。
其中一张胸片上的性别标识和患者资料不一致。
影像边缘还有明显拼接痕迹。
陆晨放大图像。
“这张片子被处理过。”
董涛凑近。
“怎么看出来的？”
陆晨指向肋骨边缘。
“骨皮质清晰度和周围组织噪点不同，日期标识也不是原始格式。”
负责技术取证的警员把图像拷走。
“我们做数字鉴定。”
第三份材料写着患者在骨折术后很短时间内出现严重肌肉萎缩。
萎缩程度却远超生理可能。
陆晨看完康复时间线。
“这个变化速度不成立。”
董涛问。
“能说具体一点吗？”
陆晨解释了肌肉失用性萎缩的发展规律，又指出照片中的双腿光线和拍摄角度不同。
“不是同一条件下的对比。”
第四份材料声称患者脑损伤后长期认知障碍。
可申请材料里，患者在同一时期独立完成了复杂合同签署和多次长途驾驶。
医疗记录与社会功能记录完全冲突。
第五份材料更明显。
伤员原本是左肩骨折。
鉴定报告里却出现右肩活动度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