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回答。
“伦敦……如果郭兆林要动手,在王律师出国期间,在第三地动手,是最佳选择。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反过来设伏。”寒晓东说。
“但需要极其谨慎。伦敦不是我们的地盘,协调英国警方和情报部门需要时间,而且不能确保王律师的绝对安全。另外,如果对方察觉到是陷阱,可能取消行动,或者改用其他方式。”老周顾虑。
“可以分两步。第一步,暗中加强王律师在国内和行程中的安保,确保其人身安全。第二步,制造一个‘漏洞’,让郭兆林相信有机会在伦敦下手,但我们提前布控。这个‘漏洞’可以是王律师‘无意中’透露的行程细节变更,或者某个安保环节的‘薄弱点’,通过可信渠道泄露给郭兆林。我们需要和英国方面紧密合作,设计一个诱捕行动。”影子说。
“这个行动级别很高,需要高层协调。老周,你立即准备材料,向国安和公安部汇报,申请启动国际联合诱捕程序,目标为郭兆林境外行动人员。同时,与英国军情五处(MI5)或伦敦警方有组织犯罪调查科建立联系,共享情报,寻求合作。寒晓东,你负责设计整个诱捕计划的具体方案,包括‘漏洞’设计、情报传递、行动部署、以及应急方案。影子,你评估行动风险,并准备备用团队。苏医生,评估王律师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是否能在确保其安全的前提下,让他有限度地配合。”陈墨下达一连串指令。
团队再次分工。寒晓东开始构思伦敦诱捕计划。核心是利用王律师的伦敦之行,制造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清扫者”团队认为可以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至酒店的路线上,或者会议间隙,控制或绑架王律师,逼问“证据副本”下落或直接灭口。而实际上,整个路线和酒店都将在英国警方和秘密行动小组的严密监控下,一旦对方动手,立即抓捕。
“漏洞”设计需要巧妙。可以通过王律师的助理或秘书,在某个“不小心”的邮件或电话中,提到王律师此次伦敦之行会单独会见一位“来自瑞士的数据保管机构代表”,以澄清“数据遗嘱”的误会。这个会面地点可以安排在某个相对僻静但易于监控的场所。消息通过王律师邮箱的“意外”泄露(模仿之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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