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翻来覆去地看，眼睛亮晶晶的。
她把镯子套在左手手腕上，大小正好。
“真好看。”她笑着说，露出两个浅浅的梨涡，“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
那个镯子，她一戴就是七十年。从来没有摘下来过。
第二天傍晚，雪停了一阵，又下起来。
傅振山站在那棵被炮弹削掉半边的老槐树下，看着姜玉琴从村子里跑出来，手里抱着一摞刚缝好的绷带。
她跑到他面前，气喘吁吁的，辫子散了半边，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像是白色的蝴蝶停在上面。
“我要走了。”他说。
她抬起头看着他，脸上没有意外，也没有挽留，只是笑了一下，说：“好。”
傅振山打过无数场仗，见过无数种死法，可以面不改色地在枪林弹雨里扛起一个伤员，但他不敢在她面前说一句“等我回来”。
他见过太多留守的女人。
她们站在村口，等了一年又一年，最后等来的只有一张阵亡通知书，或者什么都等不来。
他怕自己回不来，怕给了她希望，最后却让她抱着一个空念想，孤零零地守在这大山里。
他连承诺的资格都没有。
傅振山只能站直了身子，给她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转身走了。
走出村口的时候回头看，雪还在下，姜玉琴还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辫子上落满了雪，像一棵开满白花的树。
半个月后，队伍打回了柳沟村，要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
傅振山第一个冲进村子，直奔刘大娘家。
推开门的时候，姜玉琴正坐在灶台边烧火，听见动静回头看，看见他站在门口，身上落满了雪，眼睛亮得吓人。
她手里的烧火棍“啪”地掉在了地上。
两个人就这么隔着灶台看着，谁也没说话，雪从开着的门里飘进来，落在他们中间。
腊月二十六，雪又下了起来。
就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他们结为了夫妻。
没有媒妁之言，没有八抬大轿，没有红烛喜酒，甚至没有一件新衣服。
战友们凑钱买了一根红头绳，姜玉琴把它系在辫子上。
傅振山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胸前别着一枚刚得来的军功章。
村民们起哄让他们对着天地鞠了三个躬，战士们围着他们，唱了一首跑调的军歌。
风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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