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悔。这昏迷的七日，是父皇最难熬的七日，也是他这个监国太子，处境最微妙、最危险的七日。
皇帝“病情好转”但“仍需静养”、“昏迷不醒”的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在朱载垕的默许和吕芳、冯保的刻意安排下，以一种可控的方式，在朝堂和京城中流传开来。效果是立竿见影，也是复杂难言的。
首先，朝堂上因皇帝病危而起的暗流，暂时被压制了下去。那些原本蠢蠢欲动、准备改换门庭或兴风作浪的官员，在得知皇帝“转危为安”后，不得不重新掂量。太子监国，毕竟只是“监国”，只要皇帝还活着，哪怕只是活着，太子的地位就依然稳固，名分大义就依然在手。尤其是当朱载垕以雷霆手段，借着追查投毒案的名义，连续罢黜、下狱了几位与陈矩有过从、或在京城骚乱中首鼠两端的中级官员后，朝堂的风向明显变得更加“恭顺”。每日的朝会，虽然皇帝不在，但太子坐在那张特设的监国椅上，听着下面山呼“千岁”，处理着雪片般的奏章，倒也初步有了几分威仪。
内阁的几位老臣，如徐阶、高拱等人，在最初的惊疑不定后，也暂时按下了各自的心思，至少在表面上，全力配合太子稳定朝局。毕竟，国本未定，皇帝又“病愈”，此时与太子作对，绝非明智之举。只是，他们投向乾清宫方向的目光，总是带着深深的疑虑和探究。皇帝究竟“好转”到了什么程度？是真的只是静养，还是……根本未曾清醒？这昏迷，到底是暂时，还是永久？这些问题，像幽灵一样盘旋在每个知情者的心头，也成了朝堂表面平静下，最不稳定的因素。
其次，京城内的恐慌情绪，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皇帝“病愈”的消息，配合着太子雷厉风行的高压手段（全城戒严、严查投毒、开仓放粮、平价售药，并公开处决了几名趁乱抢劫杀人的暴徒），让弥漫在京城上空的、那种末日般的惶恐和疯狂，逐渐被一种紧张但尚可忍受的秩序所取代。百姓们虽然依旧不敢完全放心，但至少街头不再有大规模的骚乱，粥棚药棚重新开放（这次戒备森严，查验严格），物价也开始缓慢回落。生活，在恐惧的余烬中，艰难地试图恢复正常。
然而，暗流并未消失，只是转入了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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