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郑校长把方案放回桌面，用手拍了拍，“好，社团的事我批了。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哪个社团搞砸了，我可是要找你麻烦的。”
东西哥哥站起来，对着郑校长微微鞠了一躬。他走出校长办公室的时候，正好碰上了来校长室送月报的郑美媛。她穿着一条浅色的布拉吉连衣裙站在门口，手里抱着一沓报表，正伸手要敲门。两个人打了个照面。两个人都笑了一下。不是之前那种欲言又止、带着千丝万缕的笑——没有闪躲，没有隐痛，是很平淡的、同校同事之间的那种、清清朗朗的笑。
社团开张那天，操场边上的音乐教室里挤满了人。那教室锁了小半年，里面落满了灰，头天下午东西哥哥自己提了水桶拖了地。刘二娃第一个报了文学社，手里举着自己的作文本挤过人群，一进门就喊：“甄老师！我这篇《论老鼠药与人生》能不能发表在社刊上？”东西哥哥接过本子翻了翻——上面写的是他家那只被老鼠药误伤的小白猫。最后一段写着：“生命就是一场赌博，我家的猫赌输了，可我家隔壁的甄老师赌赢了。他是个英雄，因为他吐了出来。”东西哥哥看得直摇头，嘴角却压不住，他把本子卷起来在刘二娃头上轻轻敲了一下。
张大勇报了书法社。他爹花了半个月工资给他买了一套羊毫笔，大号、中号、小号各一支，笔杆上刻着“湖笔”两个字。他拿到笔的当天，在教室的黑板上就着一桶水写了几个一尺见方的大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虚主任路过看见，站在门口看了半天，往地上啐了口茶叶，说了句“这字写得比竺万金强”。张大勇高兴得连笔都没涮，举着还在滴黑水的羊毫就去找刘二娃炫耀去了。
箫社来报名的人最少——才三个。一个是东西哥自己，一个是王红梅，她在白云庵听过静闲师太的木鱼声之后，觉得自己可以试试学另一种让心静下来的东西。还有一个是孙小梅。孙小梅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根从家里竹帘子上折下来的竹管，竹管一头被劈歪了，毛刺还支棱着。她举着它站在门口，手指头几次想抠掉竹管上的毛刺，又缩回去：“甄老师，我想学吹箫，可我没有箫。我攒了三个月零花钱也没攒够——这个行不行？”
东西哥哥拿起那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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