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早晨，六点四十分。古民送完奶回家。厨房里飘出不同于往日的味道——不是清粥的米香，而是一种混合了油脂焦香和蛋白质特殊气息的味道。他走进厨房，母亲正背对着他，站在那个用了十几年、边角有些变形的铁锅前。锅里，热油微微冒烟，母亲拿起一个鸡蛋，在锅边轻轻一磕，蛋壳裂开，透明的蛋清裹着橙黄的蛋黄滑入锅中，与热油接触，立刻发出“滋啦”一声响，边缘迅速凝固起一层脆边。
母亲在煎蛋。一人一个。
这是几个月，甚至更久以来的第一次。家里的鸡蛋，通常只在父亲手术后那段最需要营养的时期，作为“病号饭”出现过，而且是煮的，因为省油。平时，鸡蛋是奢侈品，是“不必要的开销”，是母亲计算器上会直接跳过的选项。早餐的标配，是白粥咸菜，或者开水泡饭。最多，是古民从“老味道”带回来的、偶尔剩下的半个馒头。
古民站在门口，看着母亲有些笨拙但专注地翻动着锅里的鸡蛋——她很少做煎炸的食物，费油。蛋清渐渐变成瓷白色，边缘焦黄酥脆，蛋黄还是溏心的，微微颤动。母亲关了火，用锅铲将三个煎蛋分别铲到三个已经盛好白粥的碗里。动作很轻，像是怕碰坏了这脆弱而珍贵的“奢侈”。
父亲已经坐在桌边，看着碗里那个金灿灿的煎蛋，没动筷子。他抬头，看见古民，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回来了？洗洗手，吃饭。”母亲说，声音比平时低，带着一种做了一件“出格”事情后的、不易察觉的心虚。
古民洗手，坐下。桌上除了三碗粥和三个煎蛋，还有一小碟咸菜。空气里弥漫着煎蛋的香气，混合着粥的热气，在清晨凉爽（空调余威尚在）的室内，形成一种温暖的、近乎陌生的“家”的感觉。
“妈，今天怎么……”古民开口，话没说完。
“你爸腿要长骨头，你天天起早贪黑，光喝粥哪行。”母亲打断他，语气有些不自然，用筷子拨弄着自己碗里的粥，“鸡蛋……现在也不算贵。偶尔吃一个，补补。”
古民看向父亲。父亲低着头，用筷子尖小心翼翼地去戳那个煎蛋的蛋黄，橙黄的蛋液缓缓流出来，渗进白粥里。他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用勺子舀起一勺混合了蛋液的粥，慢慢送进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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