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头说，关我屁事，你爸又不是我摔的。”
“后来呢？”
“后来我就去找劳动局。”赵铁柱说，“去了三次。第一次说要我提供合同，我们没有合同。第二次说要我提供工资条，他没有给我们发过工资条。第三次说这属于劳务纠纷，他们管不了，让我去法院。”
“法院去了吗？”
“去了。”赵铁柱说，“立案要钱，请律师要钱。我没有钱。”
审讯室里安静下来。墙上挂钟的滴答声一下一下地响着，像某种倒计时。
张川在笔录上写下这些信息。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每一个字都像一根刺。
“那你就动了杀心？”
赵铁柱沉默了很久。
“我没想杀人。”他说，“我就是想要钱。昨天下午我又去工地找吴大头，他不在。晚上我又去，他喝了酒，旁边还有几个工头和技术员在打牌。我进去跪下来求他，说求求你把工钱给我吧，我爸还躺在医院呢。”
他顿了顿，声音开始发抖。
“吴大头站起来，踢了我一脚。说你这个憨货，跪这儿跟哭丧似的，赶紧滚。姓吴的技术员和苏老汉也过来推我，骂我是狗。苏老汉还拿铁锹敲了我一下。”
“然后呢？”
“然后我就站起来了。”赵铁柱说，眼神恍惚起来，“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我看见桌上有一把水果刀，就拿起来了。”
“他们没跑？”
“跑了。”赵铁柱说，“但我追上去了。一刀，一刀，一刀……”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听不见，“我也不知道捅了多少刀。等我回过神来，他们都躺在地上了。”
他忽然抬起头，看着张川，眼睛里的空洞被一种奇怪的光芒取代。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警官？就是……你憋了半年，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你想出气，出不去。你想哭，哭不出来。你把刀捅进去的那一刻，那块石头一下子就碎了。”
张川握着笔的手指微微发白。
作为警察，他见过无数凶徒。有的贪婪，有的暴虐，有的冷血，有的疯狂。但眼前这个人，却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
这是一场典型的“弱者挥刀向弱者”的悲剧。法律的红线被鲜血染透，而背后的动因却让人不忍直视。
“那包工头吴大头呢？”张川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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