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多。电影散场时，打工仔们三三两两地离开，地上留下成堆的瓜子壳和矿泉水瓶。
接下来的两天，我和老王早出晚归的摆摊，生意一直都很好，十月四号，广场上的人明显少了。
打工仔们已经回厂上班，只剩下零星几个闲逛的老人和带孩子的妇女。彩票摊的充气拱门瘪了一半，红布横幅被风吹得“哗啦”响，地上散落着刮完的废票。
老王蹲在冰柜旁，说：“收摊吧，没搞头了。”
我们拆了遮阳棚，把没卖完的饮料一箱箱搬回面包车。冰柜里的冰块化得差不多了，水珠顺着柜壁往下滴，在水泥地上洇出一片湿痕。
回老王的士多店时，天还没黑透。卷帘门“哗啦啦”拉上去，老王把冰柜推进店里，插上电，冰柜“嗡嗡”地重新运转起来。
他拍了拍冰柜顶，转头冲我咧嘴一笑：“这三天赚得不错。”
老王拿着计算机开始算数。
“水钱、电费、摊位费、管理费……”他嘴里念叨着，手指在计算器上按得啪啪响。
具体数字我早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老王把计算器往我面前一推，眯着眼笑：“差不多这个数。”
我伸脖子一看，个、十、百、千，屏幕上跳着个“8”打头的四位数。
“八千左右吧。”老王从钱堆里扒拉出两沓，推过来，“你的份，两千四。”
我正低头摩挲钞票上凸起的纹路，他又甩过来一张靛蓝色的百元钞，：“多给你一百，当辛苦费。”
我在工厂干了两个月，累死累活才赚了一千一。而跟着老王，三天，就三天，他数给我的钱，比我两个月工资还多一倍。
那叠靛蓝色的百元钞，老王随手甩在桌上，轻飘飘的。
“你的。”他说。
我捏着那把钱，手指发颤。
后来我赚的钱再多，都再也没那种感觉了。
原来不用把腰弯成虾米，不用闻流水线上塑料的焦臭味，不用被组长指着鼻子骂，也能让钞票像树叶一样，哗啦啦往口袋里掉。
那一刻，我的人生“咔嚓”一声裂开条缝。
"留下来吃饭吧，让你嫂子炒两个菜。"老王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摇摇头："不了，大姐应该做好饭了。"
走到冰柜前，我拎出一箱珠江啤酒。老王瞥了一眼，摆摆手："拿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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