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思雨看过，而且不止看过一遍，但这个环境、这个身份，还有身边的这个人，让这场电影有了别样的意义。
大年初三深夜，西北风刮着，大伙脚底板冻得都没知觉了，但不影响那亢奋的心情。
电影连着放了两天，第二天江思雨他们没去，但其他人的热情可没法浇灭，冒着严寒又看了一遍。
初五白天，直到太阳老高，打谷场边还会聚集着一些半大孩子，在挂银幕的木杆子下转悠，寻找可能遗落的、一两寸长的透明胶片废段。对着太阳举起那小小的、带着齿孔的胶片，能看到上面浓缩的、静止的画面——一个举枪的姿势，半张笑脸，或者一截模糊的城墙。那是狂欢留下的一点点可以握在手里的、闪着彩光的梦的碎片。而关于电影的一切，连同那束光，那些声响，那份全村人挤在一起的温热与激动，在小寨村，被反复咀嚼、谈论。
这天刘晓丽拎着一包点心上门，江思雨惊讶问道，“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她刚结婚，今年跟着李向南回婆家过年了，本以为回来要出了正月了，没想到还没过十五就回来了。
“不回来能怎么办”，刘晓丽叹气道，“李向南家哥哥嫂子还有两个孩子占着里屋，他父母还有妹妹在外屋，上下铺地住着。我们这次回去，她妹妹只好去厂里的宿舍借住，我们跟老两口上下铺地住着，多别扭啊，这不过了初三我们就回来了”。
刘晓丽惆怅不已，下乡的时候想着家，想着那座城市，可真的回去了，才发现城市里却再也没有了自己的位置，人也没有的归属感，整个人都是慌的。
现在城里工人家庭住得都不宽裕，很多结婚的小夫妻没有房间，跟爸妈睡一间的有的是。
江思雨就知道她那片胡同就有一家，生了五个儿子，儿媳妇都有了，挤在老两口二十多平的屋子里，老大、老二两口子住在外间，就只能摆下两张床，中间用块布遮着，老三两口子跟公婆住着上下铺，剩下的老四老五实在没地方住，只能在厂里宿舍凑合着。
一到周六日放假的时候，老两口就拿着个大缸子，东家待一会，西家待一会，一出来就是一大天，好给儿子儿媳妇腾地方，要不孙子哪辈子来啊。
就算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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