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同事？她甚至连他们的私人号码都没有几个。
一个名字，一个被她置顶、却也很久没有主动联系过的名字，极其自然地浮现在她空白的脑海里——“周晓芸”。
周晓芸。她的中学同学，也是她离开北方小城、来到南城打工后，为数不多保持联系、并真正称得上“朋友”的人。晓芸比她早两年出来，在另一家小公司做会计，同样在底层挣扎，租住在另一个城中村。她们不常见面，因为都忙，都累，都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但偶尔，在加班到深夜、或者被家里的电话逼到崩溃边缘时，她们会通个电话，或者在微信上发几句牢骚，互相倒倒苦水，说些只有同样处境的人才能理解的、夹杂着粗话和自嘲的安慰。晓芸不像她这么“懂事”，会直接骂她“傻”，骂她家里“吸血”，骂这操蛋的世界，但骂完，又会叹口气，说“还能咋办，熬着呗”。
晓芸不知道韩丽梅，不知道DNA报告，不知道“被送走的姐姐”。但晓芸知道她家里的情况，知道她父亲的重病，知道她过得有多难。或许，此刻，只有晓芸，能给她一点点……不带任何“评估”和“索取”的、纯粹的、属于“朋友”的回应。
这个认知，像黑暗中燃起的一簇微弱的、却真实存在的火苗，给了她最后一点拨出电话的勇气。
她深吸一口气，那气息颤抖而冰冷。然后，指尖落下，点开了通讯录，找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按下了拨号键。
“嘟——嘟——嘟——”
忙音响起，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漫长。每一声“嘟”，都像一记小锤，敲打在她紧绷的神经上。她紧张地攥紧了手机，另一只手无意识地揪住了自己T恤的下摆，指节发白。
晓芸在干嘛？加班？还是在和男朋友（如果还没分手的话）在一起？会不会觉得她打扰？会不会也没空接？
就在她几乎要因为紧张和尴尬而挂断电话时——
“喂？艳红？”周晓芸那带着明显南方口音、语速偏快、听起来有些疲惫、但依然清晰的声音，从听筒那头传了过来，背景里似乎还有隐约的键盘敲击声和办公室的嘈杂，“咋啦？这个点打电话，出啥事了？你爸……情况不好？”
晓芸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惯常的、对朋友近况的担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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